海外投資的目的應該以對衝價格風險為目的，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借鑒日本在巴西等國鐵礦山投資的經驗。日本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尤其對鋼鐵的需求很旺，所以其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國的鐵礦山進行了投資。如果鐵礦石價格上漲，日本的進口成本固然會提高，但其投資收益也相應增加，這就對衝了價格上漲的風險。因此，中國在非洲的能源開發和投資應該不求擁有，但求參與。盡管經濟學中有所謂的“資源詛咒”，即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經濟發展反而受其拖累，但是，對非洲國家來說，能源和初級產品開發應該是其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一個曆史機遇。中國應幫助非洲國家在開采的基礎上就地深加工，幫助非洲國家在開采礦山的同時，建設出一座座新興的城市。
非洲市場對中國企業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把非洲視為中國廉價產品的出口市場是片麵和短視的。廉價產品無序地衝擊非洲，將導致非洲國家的製造業受到較大衝擊，失業問題加劇。中國企業之間在非洲陷入惡性競爭，擾亂了市場秩序。如果非洲自己的製造業無法發展，非洲人民的收入水平無法提高，非洲所能夠為中國產品提供的市場容量就是有限的，而且會逐漸萎縮。中國的製造業正處於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必須切實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但是，如果企業都去非洲傾銷廉價產品，就會延緩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中國企業應該效仿20年前到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更多地和當地的企業合作，雇用當地的勞動力，幫助非洲發展製造業，幫助非洲企業加入全球分工和價值鏈條，為非洲經濟提供“造血機製”。對中國來說，這有助於減少國際上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緩解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當非洲的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提高之後，會為中國的出口產品提供更多的市場。
通過發揮在糧食生產方麵的優勢，中國可以幫助非洲國家擺脫饑荒，改變落後和貧窮的生活方式；通過中國企業和非洲企業的合作，擴大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和雇工，中國可以幫助非洲提高就業；通過發揮在傳染病防治方麵的優勢（尤其是治療瘧疾），中國可以幫助非洲人民提高健康狀況。如果中國幫助非洲國家解決了糧食、工業化、衛生和就業問題，當地人民對本國政府的支持程度就會提高，非洲的政局會更加穩定，政府治理逐步得到改善，經濟發展自然會更快更好。民心所向，中國在當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有顯著提高，因為他們能夠切身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實惠。非洲國家的政府在民眾的支持下，則會更加支持中國——中國不僅僅能夠給它們提供緊迫的資金和現代化的國會大廈，還可以幫助它們得到本國人民的選票。
人口漲落國家浮沉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將帶來全球化的退潮。即使是比較樂觀的估計也認為，美國至少需要2～3年的時間才能走出危機的陰影。最悲觀的預言可能是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他說，美國複蘇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於是，他帶著女兒到新加坡定居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全球經濟之所以能夠高歌猛進，是和信息技術革命分不開的。托馬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講述的就是信息技術革命對生產方式乃至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的衝擊。如今，信息技術革命已經式微，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拯救美國經濟，那就隻有再爆發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了。
技術的突破會發生在哪個領域？可能會是在環保、新能源，也有可能是新型材料，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生物技術和醫療革命。如果生物工程能夠出現商業化契機，醫療技術能夠出現突破性的革命，將會對人類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