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盡管新興大國的經濟反彈較為強勁，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各新興大國都沒有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新興大國傳統的增長方式，要麼是靠出口廉價的商品和服務，比如中國和印度，要麼是靠出口能源和初級產品，比如巴西和俄羅斯。如果全球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衰退，發達國家難以走出危機陰影，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興大國卻依然高度依賴外部需求和外國投資，那麼，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率都將下跌，而新興大國受到的衝擊可能更大，經濟下滑的速度可能更加猛烈，它們的相對經濟實力將受到較大幅度的削弱，國際地位也可能隨之下降。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發達國家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這種情況下，不排除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對新興大國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種打擊，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也會遇到挫折。
其次，從長期的視角來看，盡管美國受到的衝擊較大，但由於其經濟活力較強，調整速度較快，在未來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可能不會出現明顯的下降。歐洲和日本的經濟遇到的挑戰則大於美國。這些國家體製較為僵化、人口老齡化嚴重，且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響，對外投資收益將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計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相對地位將下降，而新興大國比重提高，擠占的是歐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額。
最後，根據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的研究，在國際政治曆史上存在著若幹次霸權更迭，每個周期大約有100年的時間。先是葡萄牙，然後是荷蘭、英國和美國接連粉墨登場，扮演世界的領導者。但是，莫德爾斯基特別指出，在霸權的更迭中，全球政治中的“挑戰者”國家都失敗了，如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前蘇聯；而那些成功的世界強國，通常都是先前的世界領導者的同盟，如荷蘭取代葡萄牙，英國取代荷蘭，美國取代英國。
因此，新興大國的奮鬥目標不應該是挑戰美國，而應該爭取取代歐洲和日本，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坐到第二把交椅上。美國一方麵需要進一步拉攏新興大國，以便爭取新興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支持，新興大國也不能不重視和美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麵，美國也不能忽視傳統上的盟友，即使這些盟友的地位可能逐漸衰落。因此，在某些問題上，美國可能會和歐洲、日本一起去排擠和壓製新興大國。新興大國在政治體製、文化傳統等方麵與美國的巨大差異也會使美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結盟變得更加複雜而困難。
可以設想，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的主要衝突不是發生在美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相反，很可能是發生在衰落者和崛起者之間。由於歐洲和日本的地位相對下降，新興大國成為其直接的競爭對手。新興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提高，就意味著歐洲和日本的影響力下降，因此，對新興大國崛起最大的阻力很可能來自歐洲和日本。從這一角度，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歐洲的一些政治勢力在近期突然變得比過去更加反華。這種衝突或許才剛剛拉開帷幕。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新興大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和製衡。新興大國在產業結構上往往具有相似性，有可能在貿易問題上產生爭端。2008年，巴西對原產自中國和印度的商品、阿根廷對原產自中國的商品采取了相應的反傾銷措施。另外，資源輸出國和資源進口國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比如俄羅斯和巴西都是能源輸出國，而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大國則是能源消費大戶，這既蘊藏著提供合作的潛力，也蘊藏著衝突的來源。最後，新興大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政治矛盾。相鄰的國家之間，比如中國和印度、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往往會存在領土上的爭端和政治上的互不信任。作為拉丁美洲最為強大的兩個國家，巴西和墨西哥在許多問題上，包括聯合國改革的具體方案上也存在著許多爭端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