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擔心，這樣會帶來惡性競爭，即哪裏的監管標準最低，金融機構就會到哪裏，這就會帶來不公平競爭，但是，這種擔心是站不住腳的。如果真有惡性競爭，那麼金融機構早就會逃離紐約或倫敦，到其他地方去了。吸引金融業的並不僅僅是優惠政策和寬鬆的監管，還有投資環境的整體質量。如果一國能夠切實提高其金融監管的水平，那麼發生的可能就是良性競爭。
指望一群全球監管者製定出來一套精確的操作程序，然後就能放諸四海而皆準，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國際金融監管合作的真正推動力量，恐怕是那些跨國金融機構，因為隻有這樣，它們才能真正獲得討價還價的能力，國際金融監管合作高在雲端，而它們則可以在地下為所欲為。各國有各國的國情，維護金融監管的獨立性是至關重要的。和國際慣例接軌是一種不成熟時候的衝動，現在，我們應該認識到，參考國際慣例，結合中國國情，製定適合我們自己的監管框架，才是合理的目標。在國際金融的博弈中，國際資本的力量應該被削弱，各國立法者和監管者的力量應該增強，國內民眾的利益應該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反思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三位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德爾阿裏西亞（Giovanni Dell’Ariccia）和保羅·莫羅（Paolo Mauro）發表了一份《反思宏觀經濟政策》的報告，在學術界和宏觀決策部門引起了極大反響。這篇報告首先回顧了危機之前宏觀經濟學家們的共識，其次反思了金融危機揭示出的宏觀經濟學的錯誤，最後，試圖提出未來的宏觀經濟新範式。
按照這三位經濟學家的介紹，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宏觀經濟學家大多認為，貨幣政策需要釘緊一個目標，即通貨膨脹，需要用好一個政策工具，即政策利率。隻要通貨膨脹被穩定住，產出缺口就會穩定在較小的水平，貨幣政策就算大功告成。在金融危機之前，宏觀經濟學家認為財政政策僅僅扮演次要的角色，而金融監管基本上不屬於宏觀經濟政策的範疇。在危機之前，流行的貨幣政策製度是通貨膨脹目標製。各國政府均認為，通貨膨脹不僅要保持穩定，而且還要維持在較低的水平，比如發達國家常將通貨膨脹的目標定在2%左右。各國央行在選擇貨幣政策工具的時候大多放棄了貨幣數量目標，轉而使用短期利率。
這是基於兩個假設：一是貨幣政策的效果是通過利率和資產價格發揮作用的，而非通過貨幣數量；二是各種不同的利率以及資產價格之間通過套利相互聯係，隻要調整短期利率，就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在凱恩斯時期，財政政策曾被當做主要的宏觀穩定工具，但是，後來的經濟學家認為，由於李嘉圖等價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一書中提出了“李嘉圖等價”這個後人以他名字命名的觀點：征稅和發行國債這兩種政府籌措收入的主要方式對經濟的影響是等價的。——編者注的存在，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值得懷疑，而且，由於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而言，行動更為遲緩，也更容易受到政治的幹擾。宏觀經濟學家研究財政問題的時候，更多地關注債務的穩定性，而非財政如何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
但是，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共識暴露出了一係列致命的缺陷。第一，穩定的通貨膨脹可能是宏觀穩定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即使通貨膨脹保持穩定，產出缺口還是可能會出現變化；即使通貨膨脹保持穩定，資產價格還是可能會出現嚴重的泡沫；即使通貨膨脹保持穩定，經濟結構中的失衡依然會惡化（比如房地產投資比例過高、消費比例過高、經常賬戶赤字過高等）。第二，當通貨膨脹水平過低的時候，就會出現流動性陷阱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是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一種假設，又稱凱恩斯陷阱。其含義是：當一定時期的利率水平低到不能再低之時，無論貨幣數量如何增加，利率再也不會下降。即使是利率低得接近於零，也不能夠使銀行借款、商業投資和消費者真正運作起來。利率太低，人們寧願持有現金，最後擴張性貨幣政策失去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