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包括：第一，歐洲經濟如果下滑，將會影響到中國的出口。盡管對“歐豬五國”的出口僅占五國出口總額的3.5%，但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7%。中金公司的分析指出，2008年我國出口的下滑速度大大快於貿易夥伴的經濟下滑速度，正是因為國外進口商難以獲得貿易融資，因此，一旦金融市場又出現動蕩，對我國的出口打擊較大。第二，美元升值使得國際原材料價格大幅下滑，有利於降低我國的進口成本，抑製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第三，歐元走弱使得人民幣伴隨美元升值，短期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可能會暫時趨緩。據中金公司2010年5月11日發布的報告，“人民幣在最近一個月對歐元升值7.6%，對英鎊升值3.1%，對其他新興市場貨幣也明顯升值”。
我國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可采取的對策包括：
首先，應將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視為一個長期問題，密切跟蹤其發展態勢，並準備相關的預案。在當前階段，鑒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尚未塵埃落定，我國不宜參與和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救助歐盟的合作，也不宜購買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從目前的形勢判斷，歐洲主權債務將會繼續惡化，未來可能會出現針對歐洲債務危機的國際談判，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為應對拉美債務危機出台的布雷迪計劃，我國應提前研究，準備預案。
其次，在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應提高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靈活性和應變性，並加快結構性改革。從增加政策靈活性的角度來看，如果世界經濟形勢較為穩定，應繼續堅持緊縮政策，如果出現較大的外部風險，也可考慮推遲加息、升值政策；從增加政策應變性的角度來看，有必要增加新的投資項目儲備，尤其是在環境保護、國土整治、教育衛生等方麵的項目，同時可以加速資源價格改革，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以便更好地調整產業結構，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最後，應該吸取歐洲貨幣合作的教訓，在推動東亞經濟合作的過程中，避免陷入歐洲式的陷阱。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中可以看出，歐洲的貨幣合作盡管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其內在的缺陷仍然較多。比如缺乏相應的預警機製、貨幣政策統一但財政政策分立、缺乏退出機製、成員國差異較大等。歐洲主權債務爆發之後，甚至有很多關於歐元即將破產的言論。我們認為，無論是希臘或德國，退出歐元區的成本均太高，歐盟分崩離析的可能性很小。不過，這次危機也提醒我們，在推動亞洲經濟合作的時候，應對借鑒歐洲的經驗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不宜過早加入機製化的貨幣合作。
下一個主權債務危機在哪裏？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我們首先看到的是金融機構如同多米諾骨牌，一張接著一張倒掉。但是，從2009年年底的迪拜危機開始，到至今陰霾未散的歐洲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似乎預示著國家違約的風險已經超過了金融機構。如今，人們一般認為，政府的信譽比企業要高，因為企業可能會破產，但國家是很難破產的，國家有能力動員各種資源，用於償還債務。但是，如果是企業或個人違約，債權人可以將之訴諸法庭，國家違約之後，有什麼機製能迫使國家履行償債義務呢？在古代曆史上，政府違約的例子舉不勝舉。即使到了近代和現代，也仍然有大量的政府違約事件。伯仁斯坦（Borensztein）和帕尼茲（Panizza）在200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提到：1824～2004年，拉丁美洲國家有126次政府違約，非洲國家有63次違約，亞洲國家的違約率最低。
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錢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在第三世界網絡的刊物《第三世界複興》（Third World Resurgence）2010年2月的封麵文章中指出，發展中國家政府違約，往往爆發在信貸急劇膨脹之後。20世紀80年代，拉丁美洲爆發債務危機，就起源於向外國銀行的大量借款。外國銀行突然增加對拉美國家的貸款，是由於20世紀70年代石油衝擊之後，巨額資金流入國際銀行。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一是借款規模過大，二是突然遇到了外部衝擊。在經曆了這樣的痛苦之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借外債甚為警覺。中國在對外開放之後選擇以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主要的利用外資的方式，也是因為吸取了拉丁美洲的教訓。
但在過去10年中，由於發達國家普遍實行低利率，國際金融市場上又充斥著大量資金。這些資金主要流向兩個地方：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貸款，以及對發達國家政府的貸款。正是這些變化，帶來了新的主權債務危機，而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主要將爆發在發達國家，甚至是核心國家。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在2009年12月3日的一篇文章中談道，到2007年，20國集團中主要的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已經達到80%，而這一比例比20國集團中主要的發展中大國要高一倍。到2014年，預計發達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將超過120%，為發展中大國的3倍。除此之外，遭受金融危機打擊較大的發達國家還存在著救助金融機構帶來的大量隱含債務，這會使發達國家的債務負擔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