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京張路十分寬闊，這從永樂十二年(1422年)明成祖朱棣第三次征討蒙古韃靼部的軍事行動中可以證明。這次出征，用役夫約235000有奇，運糧370000石，軍運驢340000頭，車177000千餘輛，行軍紮營方圓達20裏。沒有寬闊且平整的道路，軍隊及輜重將無法輸送到前線。
不過，由於北元勢力的存在，為護衛京師安全，明朝也不得不向前代學習，堅築長城不懈，固守內外邊塞。直至明終，明廷勢力不及塞外。因此，由北京經張家口、獨石口、四海冶、古北口、喜峰口等要塞北上的道路，都被內外長城截為兩段了。明政府嚴禁人們私自出進長城內外。如永樂七年(1409年)四月，“命編製紫荊、居庸、古北、喜峰、董家、山海六關口出關勘合，以防詐偽。每關一百道，以‘禮’、‘樂’、‘射’、‘禦’、‘書’、‘數’六字為號。……公差出關者，必得內府勘合為驗乃出，無者從守關官執奏”。由此，遼、金、元時期通達塞內、外的幾條南北要路已不再暢通無阻，交通價值大為降低。而由於加強邊備的需要，由北京通往薊州、宣府、大同等邊鎮的道路卻益加重要起來。
（第四節）明北京地區的水路交通
明北京地區的水路交通似大不如元朝。一是海運剛開不久即告停止，二是京杭大運河總是時通時淤，雖經多次疏浚，但仍不是很暢順，令明朝政府非常頭疼。京杭大運河雖然是一項偉大的工程，但其需要國家強盛、政局穩定及經濟富足才能維持暢通。一旦有變，其交通運輸功能便會立刻下降。
一、河運的開通與海運的停止
明朝初年，實行河運、海運並舉的措施。但永樂以後，通過海運向北京輸送各種物資的方式被停止。
(一)京杭大運河的疏通
在河運方麵，南北大運河仍為明北京水路運輸的大動脈。
明時，北京所需的糧食仍主要仰賴江南供應，而明時漕糧的運輸量比元朝更大。供給官宦、皇族宗室的年支祿米及駐軍所需的糧餉等都是通過漕運從南方輸送到北京。“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常”。成化八年(1472年)後一般每年要從南方向京、通兩處運輸400~500萬石的漕糧，宣德七年(1432年)竟達到674萬石，為明代年運量最高的一年。因此，水路和漕運的暢通，就成為明政府的重要政務，修通早已淤塞的大運河，便成當務之急。
大運河在元朝曾是其大都城的主要“輸血”渠道。而到明初，大運河已有多段淤塞。其中主要有兩部分：一段在淮安以北由淮河入黃河之間，另一段就是從汶上至臨清的會通河。
會通河原是元朝漕運故道，元末已廢棄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永樂初年，明成祖命工部尚書宋禮與平江伯陳瑄共同負責治理修浚運河。
永樂九年(1411年)，宋禮主持疏浚會通河，當時動員了山東百姓165000人，曆時200多天，自汶上引水注入運河以增加運河的水量，往北至臨清，從而疏通了從濟寧至臨清的會通河。永樂十三年(1415年)，陳瑄修通了由淮河入黃河段的運河。之後，2人共同在會通河沿岸設倉、置閘，以保證運河的暢通。永樂十三年(1415年)，南起杭州、北達北京東部通州的大運河修通。嘉靖年間(1522-1566年)又疏通了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從此，由大運河來的漕船可直抵京師的大通橋下。與此同時，海運即告停止，漕運全由運河承擔，大運河便成為當時南北交通的大動脈。
大運河航運的恢複，使明一代的京師物資供應得到保障，不僅把南方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北京，而且還把江南的米、布、竹、絲、糖、漆、陶、茶、木等大宗貨物也運到北京，這使北京成為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從而加快了北京城的建設，為北京的繁榮帶來了活力。
與此同時，還帶動了大運河沿岸城市的發展，如德州、臨清、東昌、濟寧、淮安、揚州等，都成為當時全國有名的商業城市。
(二)海運的停止
元末明初，由於運河年久失修，多段淤積，不能航行。而明朝遷都北京後，“軍國之需，盡仰給於東南”，“凡百官員役，七十八衛官校，薊、密、昌平鎮兵，皆依此為命，且京城編民，必籍此而後腹果”，於是又恢複了海運，海運線路仍依元朝舊線。
洪武年間，主要從山東萊州海運糧米以餉北平、遼東。“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轉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
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赴衛河，入通州，以為常”。明朝通過海道北運的糧食，正常的年運輸量都在一百萬石左右。海船每年往返兩次，漕船返程時，同樣將北方的特產，如豆類和棗梨等運到南方，數量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