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市場在中國外貿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也決定了中國對競爭性彙率貶值沒有興趣，無論是出口還是進口，新興市場在對華貿易中所占份額都超過了50%。因為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高度依賴初級產品，而正如這些天市場動蕩顯示的那樣，中國經濟利空和人民幣彙率下調對初級產品出口國經濟及其貨幣彙率是更大的利空，競爭性彙率貶值實質上等於損害中國的外需。
中國無意挑起以鄰為壑的競爭性彙率貶值，同樣可以從貿易政策走勢得到側麵旁證。1930年代大危機期間競爭性貨幣貶值浪潮期間各國政府配套采取的是什麼？是限製進口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特別是美國國會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雖然遭到了36個國家的抗議和美國國內1028名經濟學家的聯名上書反對，還是得到了胡佛總統的簽署生效，從而一舉將美國平均進口關稅率提高到53.2%，1932年達到59%的峰值，觸發了60個國家相繼提高關稅的關稅戰，導致全球貿易急劇下降，美國1932年進口隻有1929年的31%，出口降幅更大。但中國采取的是什麼措施呢？在近兩年中國經濟、外貿減速的同時，中國采取的措施是擴大進口，設立和擴大自貿區。
中國更有能力在投機性貨幣攻擊壓力下維持人民幣彙率大體穩定。這不僅僅是因為近4萬億美元外彙儲備賦予中國全世界無與倫比的彙率“維穩”能力，也由於中國經濟、金融資產巨大的規模本身就決定了恐慌性和投機性資本外逃無法發展到足以動搖全局的地步，其它主要經濟體政府和中央銀行也有強烈的內在動機主動與中國協調。
大規模資本外逃或資本流動逆轉是新興市場貨幣彙率大幅度貶值的重要原因，對於規模較小的經濟體而言，資本流出總量尚不足以對美元彙率和美國資產價格產生根本性影響時，就已經足以觸發該國彙率大幅度貶值了。但中國經濟和金融資產規模巨大，足以觸發人民幣彙率大幅度貶值的資本外逃規模也足以大幅度抬高美元彙率和美國資產價格，不僅使得資本外逃、逃向美元不再合算反而風險重重，也會對美國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市場造成破壞性的混亂。
倘若出現過大規模的資本流入，過度抬高美元彙率，對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更是毀滅性打擊。屆時，美國經濟決策者們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麵嗎？歐洲需要中國的市場和投資以擺脫衰退，因此他們的領導人沒有對中國經濟惡語相加，相反，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等歐元區主要領導人主動表態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甚至在貌似與中國無關的烏克蘭問題三方會晤新聞發布會上也這樣表示，國際經濟組織相繼表態對中國經濟有信心，美國遲早也會認識到這一點的意義。
同時，由於中國市場的震蕩引發全球市場大動蕩，中國在全球經濟體係中的係統重要性和宏觀穩定性相對優勢反而凸顯，這樣也會削弱資本逃向美元的動機，增強資本回流中國的動機。如果說此前很多人對中國經濟的係統重要性認識還不夠充分，那麼，經過這次震蕩，大部分市場參與者已經認識到了。國際知名財經專業電視台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調查顯示，截至北京時間8月27日上午9點47分，投票者中最關注美聯儲者占比45%，而最關注中國人民銀行者占比55%。盡管這可能隻是小範圍的非正式網上投票調查，但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了市場參與者們的認識和情緒。
從更大背景上考察，對於一個新興大國而言，一時的經濟震蕩未必就意味著其上升勢頭夭折，反而也有可能藉此展現出其經濟影響力和開展必要的改革。美國製造業1880年代初已經躍居世界第一；1913年，美國工業生產總量等於英、德、法、日四國總和，占全世界1/3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即使到那時，美國仍然不是對國際經濟、金融及其規則影響最大的國家，美國經濟、金融真正展現出其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卻是在1929年美股崩盤蔓延世界之後。羅斯福的“新政”對大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深刻的改革，確保了美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係中地位上升趨勢沒有被這場起源於美國的危機打斷，隨後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躍居資本主義世界無可爭議的霸主。
（作者：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