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對今後糧食直補資金的使用意見比較一致，主產區與平衡區、平衡區與主銷區農戶的意見則不同。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均有46%左右的農戶希望繼續按老辦法給農民發糧食直補。支持糧食直補新增資金搞基礎設施建設的農戶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主銷區（48.6%）、主產區（38.0%）和平衡區（21.7%），主銷區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27.9%和124.0%，說明主銷區農戶比其它地區農戶更不在乎糧食直補增量資金的邊際增收效用，而對用來搞基礎設施的邊際效用期望高於其它地區農戶。支持全部糧食直補資金搞基礎設施的農戶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平衡區（28.3%）、主產區（6.1%）和主銷區（2.7%），主銷區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3.6倍和9.5倍。主要原因在於平衡區農戶得到的現有糧食直補資金很少，放棄後不覺得可惜；農村基礎設施比其它地區更加短缺，將糧食直補資金全部轉來搞農田和道路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遠超過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
六是直補資金調整後的監管。一旦糧食直補資金用途調整，為了確保原來的收益農戶繼續得到更多的收益，對轉作它用的糧食直補資金，大多數農戶（64.8%）支持本村由“村民代表大會決定投資項目，張榜公布資金使用明細，縣或鄉鎮政府監督和提供技術支持”。這種舉措相當於本村農戶將原本政府發給大家的一部分糧食直補資金自願捐獻後集中起來，采取一事一議的辦法解決村集體農田和道路等公共品短缺的大問題，為村民降低糧食等農作物生產成本，實現持續增收提供良好的社區公共品服務。該措施基本不改變村民收益群體和範圍，采用村民自治的民主化治理方式，資金使用效率高，利於增強農戶糧食生產能力，最受農戶歡迎。當然，該方式不利於解決跨村的基礎設施短缺問題。16.0%的農戶讚成“各村報項目集中到鄉鎮政府，再由縣市政府統籌使用，接收地市政府審計”。此方法表明少數農戶比較信任縣市政府，支持在全縣範圍內解決跨鄉鎮村的基礎設施不足問題，但收益群體和區域變動大。13.1%的農戶選擇了各村報項目，鄉鎮政府統籌使用，張榜公布直補資金使用明細，此辦法利於解決跨村基礎設施不足問題，民主化和透明度較高，但或多或少要改變原來的收益群體和區域。各產銷區農戶對調整用途的糧食直補資金的使用辦法基本一致。
2.氣候因素
2004～2005年的兩年中，大部分農戶都遭受了自然災害，遭遇最多的是病蟲害和旱災。隻有18.5%的農戶種糧沒有遭受自然災害，其餘81.5%的農戶均遭受過自然災害，說明中國農業自然災害頻發，波及麵廣。其中，農戶遭受病蟲害和旱災的比例分別為50.8%和43.0%，其次為風災（23.0%）和澇災（20.3%），其它自然災害情況見，表明病蟲害和旱災是威脅中國農戶糧食生產能力的重要氣候因素。平衡區受災農戶比主產區和主銷區少，主銷區受災農戶最多，反映了2004～2005年主銷區的自然災害發生率高於其它地區。各產銷區農戶遭遇的主要自然災害大同小異，排在第一位的一致，後兩位的排序和內容有些差別。病蟲害成為各大產銷區位居第一的主要自然災害，除主產區農戶接近一半遭遇病蟲害外，平衡區和主銷區半數以上的農戶遭受過病蟲害。除了平衡區鼠災很重，排在第三位外，旱災和風災是各產銷區農戶遭遇的重要自然災害形式，說明增強防治病蟲害、抗旱和防風能力成為各產銷區農戶生產糧食時應對氣象災害的重要能力。
絕大多數受災農戶的糧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減產。在500位受災農戶中，糧食產量沒有減少的僅占6.6%；減產10%以下者占28.6%；減產程度超過10%的占64.8%，超過30%的農戶約20%，說明大多數農戶遭災後糧食減產損失不小，反映了中國農戶抗災能力比較弱。除了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糧食的災害損失程度比較接近外，主產區和平衡區、主產區和主銷區的農戶糧食災後減產程度差別大。主銷區減產程度超過20%的農戶最多（45.4%），其次為主產區（37.0%），平衡區最少（28.7%），主銷區農戶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22.7%和58.2%。2004～2005年期間，主銷區農戶糧食減產程度最高，除了當地自然災害偏重發生外，可能與該地區將糧食生產做為副業，圍繞糧食的防災抗災投入不足有關。
3.以價格為基礎的比較收益等因素
（1）種糧收入
種糧純收入對農戶家庭純收入的貢獻比較少，種糧不是農戶提高家庭收入的主要手段。種糧純收入占農戶家庭純收入的比重，超過50%的農戶不足20%；10%～50%之間的農戶40%強；10%以下的農戶近40%。2004～2005年的兩年間，雖然糧食價格有所回升，但因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漲幅超過糧食價格，種糧成本增加較多，種糧比較效益下降，從而降低了種糧純收入在家庭純收入中的比重。除了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種糧收入占家庭純收入的比重比較接近外，主產區和主銷區、平衡區和主銷區的農戶種糧收入占家庭純收入的比重差別大。平衡區和主產區農戶種糧對家庭收入的貢獻明顯高於主銷區，種糧收入超過家庭純收入30%的農戶比例依次為平衡區（47.0%）、主產區（40.6%）和主銷區（13.7%），與農戶的人均純收入高低排序一致，平衡區和主產區農戶分別超過主銷區2.4倍和2.0倍，表明在小規模經營為主的條件下，種糧效益偏低，難以讓農民致富，種糧收入對農戶家庭收入相對貢獻越大的地區，農戶收入水平反而越低。如果現行的農戶經營體製和比價體係不變，國家希望農戶既增收又多種糧的目標是矛盾的。
種植稻穀是大多數農戶家庭糧食作物中純收入最高者，其次為玉米、小麥。在收入貢獻最多的糧食作物當中，超過一半的農戶選擇稻穀，20%強的農戶選擇玉米，近20%的農戶選擇小麥，另外還有5.1%和3.4%的農戶分別選擇大豆和雜糧。各產銷區對農戶收入貢獻最多的糧食品種有較大差別，其中主產區和平衡區一致，主產區和主銷區、平衡區和主銷區差別大。在選擇收入貢獻最多的糧食品種時，盡管各產銷區選擇稻穀的農戶比例都最多，但主銷區農戶比例最高（74.1%），分別超過主產區和平衡區64.0%和77.7%；選擇稻穀超過小麥和玉米的農戶比例，主銷區分別高達10.4倍和4.1倍，主產區均為1.1倍，平衡區分別隻有69.5%和59.2%。可見，與其它地區相比，主銷區農戶糧食種植高度依賴稻穀，主要是保證家中自食口糧供應，而對社會的商品糧貢獻不多。
（2）種糧意願
一是種糧麵積的變化。2004～2005年的兩年中農戶糧食播種麵積變化不大，土地依然是製約農民增加糧食生產的首要因素。92.0%的農戶表示近兩年沒有增加糧食播種麵積，僅有8.0%的農戶曾經增加過。卡方檢驗顯示，各產銷區農戶近兩年糧食播種麵積的變動情況與總體概況一致，彼此之間沒有顯著差別。在“沒有增加糧食播種麵積”的各項原因中，69.4%的農戶選擇“沒有多餘的土地”，表明耕地少是製約農民增加糧食播種麵積的首要原因。居於第二位的原因是“農資漲價、多種糧不掙錢”，占25.0%。可見，當農資漲幅超過糧食價格漲幅，生產成本比收入增加更多，種糧比較效益下降時，農民必然不願意擴大糧食播種麵積。“缺少勞動力”是“沒有增加糧食播種麵積”的第三位主要原因，有18.2%的農戶選擇。這表明局部地區的農戶種糧已出現勞動力短缺，產生了種糧與非糧產業之間爭奪勞動力問題。選擇“缺資金”、“多打糧難賣”和“多產糧沒處用”的農戶均未超過8%，表明生產資金、銷售渠道和轉化利用方麵幾乎不影響農戶擴大種糧麵積。
各產銷區農戶不擴大種糧麵積的原因差別顯著或非常顯著。“沒有多餘土地”是各產銷區農戶的首選原因，農戶選擇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分別超過主銷區的39.4%和37.2%，說明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擴大種糧麵積受耕地短缺的約束明顯高於主銷區農戶，人均耕地麵積最小的主銷區農戶反而受耕地不足約束弱，意味著其它原因對農戶擴大種糧麵積的限製更大。“農資漲價、多種糧不掙錢”是各產銷區農戶排在第二位的原因，農戶選擇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主銷區、主產區和平衡區，主銷區農戶比例為30.7%，超過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的8.1%和113.2%，表明主銷區農戶除了耕地約束之外，比其它地區農戶更多受到種糧比較效益低的影響，主產區農戶受比較效益低的影響僅次於主銷區，平衡區農戶因種糧之外的就業機會和收入較少，受種糧比較效益低的約束程度明顯低於其它地區。“缺勞動力”是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排在第三位、主銷區農戶排在第四位的原因，但農戶選擇的比例依次為主銷區、主產區和平衡區，這表明經濟越發達、農戶收入越高的地區，種糧的勞動力越短缺。
二是種糧投入的變化。2004～2005年，增加生產投入的農戶遠超過增加糧食播種麵積的農戶，農戶增加生產投入的首要因素是農資漲價導致的被動增加投入，國家惠農政策對提高農戶種糧積極性的作用有限。與隻有8.0%的農戶增加糧食播種麵積相比，卻有48.5%的農戶近兩年增加了種糧的生產投入。卡方檢驗顯示，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種糧增加生產投入的行為保持一致，兩地農戶均與主銷區農戶明顯不同。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分別有53.1%、52.4%和33.8%的農戶增加了糧食生產投入，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比例均超過主銷區近60%。前四位影響農戶增加糧食生產投入的因素依次是“農資漲價”、“減免農業稅”、“糧價高”和“糧食直接補貼”，相應的重要程度分值分別為76.1、40.1、33.4和26.7，排在首位的“農資漲價”後被迫增加投入的負麵影響力抵消了緊隨其後的“減免農業稅”、“糧價高”的正麵影響力，可見農資大幅漲價迫使農戶增加投入，不僅減少了政府和市場帶給農民種糧的好處，也削弱了農戶追加實物投入的能力。從各產銷區看，促使農戶增加糧食生產投入的首要因素均為“農資漲價、被迫增加投入”；排在第二位的因素稍有區別，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均選擇“減免農業稅”，主銷區農戶選擇“糧價高”；排在第三位的因素不同，主產區農戶選擇“糧食直接補貼”，平衡區選擇“糧價高”，主銷區選擇“減免農業稅”；排在第四位的因素，主產區農戶選擇“糧價高”，平衡區和主銷區均選“糧食直接補貼”。可見，各產銷區農戶除了對首位影響因素感受一致外，對第二到第四位的重要因素因不同區域的具體感受程度不同，排序各有側重。特別是平衡區農戶接受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補貼、最低收購價等惠農政策激勵的程度明顯低於主產區和主銷區，是中央政府顧不過來、地方政府缺乏能力支持的種糧群體。
三是掙錢手段與種糧預期收益。即使在糧食市場和政策好的2006年，大多數有其它賺錢能力的農戶都不願擴大糧食生產。80.1%的農戶選擇“除了種糧以外，還有別的掙錢方法”，隻有不足20%的農戶隻靠種糧維持生計，說明絕大多數農戶都有種糧之外的其它賺錢手段。在這些有其它賺錢方法的農戶中，3/4的農戶不願意再擴大糧食生產；1/4願意擴大糧食生產的農戶，必須在糧食淨收益達到以下預期值後才願意增加糧食種植：每畝稻穀427.5元、小麥296.4元、玉米310.2元、大豆324.3元。除了種糧之外，三大產銷區農戶的其它掙錢手段差別大。主銷區掙錢多元化的比例最高，因而擴大糧食生產積極性最低。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有種糧以外掙錢方法的比例分別為79.0%、70.1%和95.7%，這部分農戶中願意擴大糧食生產的比例分別為29.2%，34.1%和9.8%。可見，主銷區由於本身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環境條件的差異，農戶種糧的積極性明顯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三大產銷區願意擴大糧食生產的農戶對於糧食作物淨收益預期也有明顯差別。稻穀、小麥的預期淨收益由低到高依次為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玉米預期淨收益由低到高依次為平衡區、主產區和主銷區。因此，在當前經濟環境下，最容易調動有其它掙錢手段的主產區農戶擴大稻穀和小麥生產，平衡區農戶增加玉米生產。
四是種糧原因。農民的種糧行為仍然受傳統觀念的影響，解決自家吃口糧是主要因素。農戶種糧原因選擇“家中吃口糧方便”占84.1%；“習慣種糧”占42.7%；“田地最適合種糧、不適合種別的作物”占36.4%；“外出打工難，在家沒別的事可幹，隻好種糧”占29.5%；16.2%的農戶認為與經濟作物相比，“糧食易種、易賣、易儲、好轉化”；還有11.9%的農戶是因為“別人種糧我也種糧”；8.0%的農戶選擇“其它”因素。可見，因種糧比較效益低，幾乎沒有農戶為了賺錢去種糧。農戶之所以還種糧，是因為保障自家糧食安全和保持種糧習慣的傳統耕作文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種糧比較效益低對農戶糧食生產的衝擊，農耕文化傳統客觀上保護了目前的農戶糧食生產能力。雖然糧食生產又累又苦，產量具有不可預期性，而且上市場購買糧食也很方便，但是絕大多數農戶仍然堅持自己生產口糧，覺得自己種口糧更加安全保險。農戶這種自吃自種的傳統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益於國家糧食生產的穩定性。但是，農耕文化傳統以自給自足為主，對商品糧貢獻不大。隨著城鎮化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青年農民逐漸轉為市民，承載傳統農耕文化的中老年農民隨年齡增長而逐漸退出糧食生產領域，未來維持農戶糧食生產能力的主要因素將由政府支持的高比較效益逐漸填補傳統農耕文化萎縮的空白。主產區與平衡區農戶種糧原因基本一致，但兩地農戶均與主銷區農戶種糧原因差別很大。主銷區農戶選擇吃口糧的比例（79.1%）分別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7.5%和9.2%，說明主銷區農戶比其它地區農戶的口糧市場化程度高；主銷區農戶選擇習慣種糧的比例（31.7%）分別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35.3%和23.4%，說明市場化程度高的主銷區農戶比其它地區農戶承載的習慣種糧的傳統農耕文化少；主銷區農戶選擇其它原因的比例遠遠高於其它地區，反映了主銷區農戶種糧比其它地區有更多的其它特定用途。
（3）土地轉包行為與種糧
2004年或2005年之前，隻有少數農戶轉包過土地。轉包土地的農戶隻占13.9%（85戶），說明即使種地比較效益低，農民依然習慣自家種地，轉包土地的農戶有限，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尚未形成。主產區與平衡區農戶轉包土地情況一致，但兩地農戶均與主銷區農戶轉包土地情況差別大。主銷區22.3%的農戶轉包土地，分別超過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87.4%和108.4%，說明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農戶種地之外的就業機會越多，農民的戀地情節越弱，流轉土地的農戶越多，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發育越快。
2004年以來，中央不斷加大減免農業稅費和實施農業補貼的政策力度，調動了不少農戶的種地積極性。轉包土地的農戶要回土地的占44.2%，其中要回一部分土地的占34.2%，全部要回土地的占65.8%，表明國家的支農惠農政策力度較大，調動了近半數轉包土地農戶的種地積極性。除了主產區與主銷區農戶要回土地的情況差別大之外，其它地區之間農戶要回土地的情況沒有明顯區別。主產區農戶要回土地的比例高達58.8%，比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分別高出30.7%和109.3%，特別是主產區要回一部分土地的農戶比例高出主銷區農戶8.5倍，說明產糧越多、人均耕地越多的地區，受到減免和補貼政策的支持力度越大，農戶要回土地的動力越足。在38位要回土地的農戶中，種植穀物的農戶超過3/4，種植糧食（含大豆）的農戶高達84.2%，種植蔬菜瓜果和其它作物的農戶分別隻有5.3%和10.5%，說明國家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導向發揮了重要作用，要回的土地基本用於糧食生產。要回的土地上種植最多的糧食品種為稻穀（47.4%），其次為小麥（18.4%）、玉米（10.5%）和大豆（7.9%），表明要回的土地主要增加口糧生產。
減免農業稅和糧食直補是提高農戶種糧積極性最主要的兩項政策措施。影響農戶要回轉包土地的最重要因素為“減免農業稅”，重要程度分值為45分；其次為“自己種可得糧食直補”，分值為34分；還有“其它”、“多打糧食”和“糧價高”、“出外打工不如種糧”等重要因素促使農戶要回土地。影響各產銷區農戶收回轉包土地行為因素的重要程度各有差異。影響主產區農戶要回土地的前四位重要因素依次為減免農業稅、糧食直補、糧價高和多打糧食，表明主產區農戶主要為了生產糧食而要回土地。影響平衡區農戶要回土地的前四位重要因素依次為打工不如種糧、免稅後種經濟作物、減免農業稅和糧價高，表明平衡區農戶主要受減免農業稅的激勵要回土地種糧或經濟作物。影響主銷區農戶要回土地的最主要因素為其它，而減免農業稅、多打糧和糧食直補等影響很弱，表明國家鼓勵糧食生產的政策對主銷區農戶要回土地沒有明顯作用。
（五）農戶糧食生產能力主要構成要素的影響力測度
農戶糧食生產能力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內在因果關係相當複雜。有些因素隻能進行定性的理論分析，還有部分因素雖然理論上適合計量分析，但在回歸時並不顯著又被剔除，提供的計量模型隻保留影響顯著的主要解釋變量。運用SPSS軟件對反映2005年農戶糧食生產能力的610位農戶橫截麵數據逐步回歸，得出如下模型：
LnY=7.507+0.718lnX1-0.130lnX2+0.122X3+0.06659X4+0.08209X5（12-1）
t=（18.839）（23.197）（-3.000）（3.476）（2.171）（2.132）
p值=（0.000）（0.000）（0.003）（0.001）（0.030）（0.033）
R2=0.537F=140.243D。W=1.210
式中：Y為農戶糧食產量（公斤）；X1為耕地麵積（畝）；X2為家庭年純收入（元）；X3為擁有農機數量（台）；X4為糧田勞動力（個）；X5為采用的新技術（項）。P值中的0.000表示數值太小。
模型（12-1）的各項參數顯示，該模型基本可用，選中的5個變量能夠解釋近54%的農戶糧食生產能力。從理論上應該考慮農戶教育水平、年齡、受災程度等變量，但在逐步回歸時被剔除，導致模型解釋力有待提高。回歸結果表明，農戶糧食生產能力（以糧食產量反映）與農戶的耕地麵積、擁有的農機、糧田使用的勞動力、種糧采用的新技術正相關，與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負相關，這與一般農戶行為理論和實際經驗相符。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耕地麵積每增加1%，其糧食生產能力提高0.72%；收入水平每增加1%，糧食生產能力下降0.13%；每增加1台農機，糧食生產能力提高0.12%；每增加1個糧田勞動力，糧食生產能力提高0.07%；每增加使用1項新技術，糧食生產能力提高0.08%。由此可知，為了提高農戶的糧食生產能力，需要擴大農戶耕地規模，增添農機裝備，增加糧田勞動力，采用新技術，重點調動中低收入農戶的種糧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