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秸稈還田。大部分農戶的秸稈未能直接還田。秸稈能夠直接還田的僅占1/4，還有3/4的農戶未實現秸稈直接還田。各產銷區秸稈還田方式的卡方值顯示，彼此之間差異極顯著。主銷區秸稈還田做的較好，28.3%的農戶實現了秸稈直接還田，分別比主產區和平衡區高1.7個百分點和8.4個百分點。
秸稈還田機械化程度不足40%，大多數農戶仍然主要將秸稈直接翻入地中還田。將秸稈直接翻入地中的農戶占53.0%，用機械化方式還田的農戶占37.0%；用人工截短再還田的方式太費事，采用的農戶很少，表明秸稈機械化還田有較大提高空間。各產銷區秸稈還田機械化程度的卡方值顯示，彼此之間差異極顯著。主銷區秸稈還田的人工程度最高，機械化程度最低，79.5%的農戶都用人工將秸稈直接翻入地中，農戶比例分別是主產區和平衡區的1.83倍和1.79倍；主銷區采用機械化還田的農戶隻有12.8%，分別隻有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的27.8%和28.8%。主要原因是大多數主銷區農戶人均糧食種植麵積最少，秸稈也最少，又不太重視糧食生產，用機械化還田不值，直接翻入地中最省事。相反，主產區和平衡區不少農戶糧食種植麵積大，重視土地肥力培育，對機械化秸稈還田需求較高，故機械化還田水平明顯高於主銷區。在機械化還田中，主產區農戶“先用機器粉碎後再翻入地中”的比例最高，達到34.2%，分別是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的1.8倍和4.4倍；平衡區農戶“用秸稈還田設備邊粉碎邊翻”的比例最高，達到25.0%，分別是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的2.1倍和4.9倍。因采用專門的秸稈還田設備是機械化還田的方向，說明平衡區農戶的機械化還田比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更先進，同時反映了主產區農戶需要更多采用先進的專用秸稈還田設備。
未直接還田的秸稈少部分在田間焚燒，大部分被利用。27.5%的農戶在田間焚燒秸稈；72.5%的農戶以各種方式利用秸稈，作燃料的農戶比例最高（35.7%），作飼料的占其次（22.6%），賣掉秸稈的農戶隻有3.0%，說明秸稈的市場化利用程度很低。各產銷區未直接還田的秸稈處理辦法的卡方值顯示，彼此之間差異極顯著。一般而言，產糧越多的地區，戶均秸稈數量也越多。“田間焚燒秸稈”的農戶比例由低到高依次為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說明秸稈越多的地區，田間焚燒秸稈的農戶反而越少。主要是秸稈越多，超過規模利用的臨界點後，農戶越重視秸稈利用。主產區近一半的農戶將秸稈“作燃料”，是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比例的1.6倍和3.2倍，說明主產區農戶比其它地區更缺乏清潔能源，秸稈成為家庭的重要能源之一，但這種利用方式的能效比低於飼料。平衡區近1/3的農戶將秸稈“作飼料”，其農戶比例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41.0%和2.1倍，說明平衡區農戶秸稈利用的能效水平最高，主產區農戶需要提高秸稈的飼料利用水平。主銷區農戶“賣掉”秸稈的比例最高（6.1%），分別高出平衡區和主產區84.8%和3.4倍，說明主銷區依托其經濟發達的優勢，秸稈市場發育比其它地區領先。
超過1/4以上的農戶之所以在田間焚燒秸稈，最主要的三個原因依次是人工還田太費力、家中不需要作飼料燃料、沒有機械化秸稈還田服務，農戶選擇的比例分別為55.0%、44.7%和40.5%，說明多數農戶因沒有便捷、有收益的秸稈利用途徑，被迫在田間燒掉秸稈。此外，還有少數農戶選擇了“沒人收購秸稈”、“秸稈還田設備太貴”、“買不到還田設備”、“機械化還田費用太高”，說明一些地區沒有形成秸稈的加工及收購市場，買不到秸稈還田設備；即使有秸稈還田設備，也因費用高而買不起、用不起。主產區農戶焚燒秸稈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人工還田太費力、無機械化還田服務、家中不需作飼料燃料；平衡區農戶的前三位原因依次為無機械化還田服務、家中不需作飼料燃料、人工還田太費力；主銷區農戶的前兩位原因依次為人工還田太費力、家中不需作飼料燃料，說明各產銷區農戶在田間焚燒秸稈的主要原因大體相似，但排序各有側重。
（4）涉糧科技
一是獲得技術服務的來源。大多數農戶（63.4%）種糧未獲得過技術服務，隻有少數農戶（36.6%）獲得過，說明中國農戶獲得的種糧技術服務水平還有待提高。農戶獲得的技術服務來自於鄉鎮（村）技術員、農資銷售商、種糧專業戶（大戶）和龍頭企業技術員的比例分別為23.0%、13.4%、4.6%和0.3%。可見，農戶獲得技術服務的主要來源是政府係統的科技推廣隊伍和市場化的農資銷售商，而種糧專業大戶的示範推廣也有一些作用，但涉糧龍頭企業幾乎沒有發揮技術推廣作用。
獲得過技術服務的農戶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平衡區42.2%、主銷區38.1%和主產區32.2%；主產區獲得技術服務的農戶比例比平衡區低約1/4，說明主產區農戶更需要獲得種糧技術服務。各產銷區接受鄉鎮（村）技術員提供技術服務的農戶比例最高為主銷區農戶（30.9%），分別比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高9.6和11.1個百分點，說明主銷區政府財政寬裕，其鄉鎮基層科技推廣能力較強。平衡區農戶獲得農資銷售商技術服務的比例最高（24.6%），分別比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高出15.2個百分點和18.1個百分點，說明平衡區農資銷售商的技術服務能力強於其它地區。技術服務來自於種糧專業戶（大戶）的農戶比例依次為主銷區（8.6%）、主產區（4.5%）和平衡區（1.6%），說明主銷區和主產區種糧大戶的技術服務較好。
二是采用新技術的行為。2004～2005年，大多數農戶（71.2%）種糧時未采用過社會上正在推廣的新技術，隻有28.8%的農戶采用過新技術，說明目前糧食種植的新技術推廣力度不夠。在這些采用新技術的農戶當中，大部分（72.7%）農戶隻采用過一項新技術，少數農戶（23.3%）用過兩項新技術，用過3項以上新技術的農戶不足5%，說明種糧新技術供給不足。各產銷區農戶種糧時采用新技術的卡方值顯示，彼此之間差異不顯著，說明農戶種糧時的新技術采用行為不存在產銷區差別，與總體情況基本一致。
三是使用良種的行為。2004～2005年，大多數農戶（76.2%）種糧時采用過良種，隻有23.8%的農戶沒用過良種，說明目前糧食種植的良種普及力度比較大。在這些采用良種的農戶當中，采用2種良種的農戶最多（42.8%），其次是采用1種良種的農戶（35.5%），采用3種良種的農戶也有21.7%，說明近些年來農戶良種更新速度較快，大多數農戶采用的良種在2種以上。各產銷區農戶采用良種的行為差異程度不同。卡方檢驗結果顯示，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差異極顯著，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差異顯著，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差異不顯著。主銷區沒采用良種的農戶比例最低，隻有15.8%，比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分別低40.6%和37.8%，反映了主銷區采用良種的農戶顯著多於主產區和平衡區。但是，主銷區農戶采用1種良種的比例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23.1%和20.2%，使用2種良種的比例也略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尤其是使用3種以上良種的農戶比例隻有17.9%，分別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近1/4和1/5，說明主銷區農戶因不太重視糧食生產，對采用更多良種的積極性不高。
（5）勞動力投入
一是勞動力素質。從教育水平看，農戶勞動力以初中以下為主（83.7%）。其中，初中最多（44.1%），小學其次（30.6%），高中以上隻占16.3%，說明大多數農戶文化素質偏低。卡方檢驗結果顯示，不同產銷區農戶的受教育水平差別顯著。主產區高中以上農戶比例最高（19.8%），其次為主銷區（13.7%）和平衡區農戶（11.9%）。特別是主銷區小學和文盲農戶占了53.9%，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21.4和13.8個百分點，說明主銷區農戶文化素質低於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這主要是由於發達的主銷區為較高文化素質的農戶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較高文化素質的農戶向非農產業轉移的程度高於主產區和平衡區，故導致主銷區務農農戶文化素質反而比主產區和平衡區更低。
從勞動力年齡看，受訪農戶年齡構成總體上接近正態分布，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年齡結構也接近正態分布，但主銷區農戶年齡結構卻呈右偏態分布。受訪農戶處於36～45歲和46～55歲年齡段的比例最多，分別占29.9%和29.7%。卡方檢驗結果顯示，主產區與平衡區農戶年齡結構差異不顯著，但主產區與主銷區極顯著，平衡區與主銷區差異顯著。主銷區農戶以46～55歲和56～65歲兩階段最多，分別為30.9%和32.4%；46歲以上農戶占65.5%，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的27.4%和27.7%。主銷區務農農戶年齡偏大的主要原因在於，經濟越發達的地區，非農就業機會越多，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越多，務農勞動力年齡就越偏大。而主銷區為發達地區，務農農民自然以高齡者居多。由此推論，隨著中國經濟發達程度不斷提升，務農農戶的老齡化程度日漸加劇，這與日韓等發達國家情況一致。
二是勞動力數量、性別和外出打工。從家庭勞動力數量看，農戶家庭平均擁有2.9個勞動力，各產銷區農戶勞動力數量比較一致。農戶家庭中男性勞動力多於女性勞動力，男勞動力占55%，女勞動力占45%；各產銷區男女勞動力比例也比較接近，與總體情況基本一致。平均每個農戶家庭有0.9個勞動力外出打工，各產銷區情況與總體基本一致。
三是勞動力工作的內容。受訪的大多數農戶以種糧為主。在年度從事的最主要生產活動中，54.2%的農戶以種穀物為主，22.5%的農戶以搞非農產業等其他工作為主，14.9%的農戶以種經濟作物為主，5.7%以畜牧業為主，以種大豆為主的農戶最少。主產區有62.2%的農戶種植穀物，分別比平衡區和主銷區高11.4和19.8個百分點。主銷區、平衡區和主產區選擇種植附加值高的經濟作物的比例依次為24.5%、17.6%和8.4%，表明糧食和經濟作物之間存在替代性，種糧越少的地區，種植的經濟作物越多。
四是投入糧田的勞動力及時間。從投入到糧田的勞動力來看，每個農戶經常在糧田幹活的勞動力平均1.9個。主產區和主銷區與總體情況接近，平衡區農戶經常在糧田幹活的勞動力平均2.2個，高出主產區和主銷區22.2%和29.4%，這主要是平衡區農戶比其它地區的各種就業機會少，從而增加了田間種糧的勞動力。從投入到糧食生產中的勞動時間來看，一年之中完整投入到糧食生產中的勞動時間，4個月以內的農戶占2/3，半年以內的高達86.4%，隻有13.6%的農戶可以幹到7個月以上，說明中國人多地少，絕大多數農戶投入到糧田中的勞動時間不足半年，必須從事種糧以外的其它工作維持生計。卡方檢驗結果顯示，不同產銷區農戶在糧田的勞動時間差別極顯著。平衡區農戶投入到糧食生產中的實際幹活時間最長，勞動5個月以上的農戶超過一半，分別比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比例多出89.7%和1.7倍；同樣，勞動5個月以上的主產區農戶比例比主銷區也高出40.7%。各區域農戶種糧時間長短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呈反相關關係，人均GDP越高的地區，經濟越發達，農民外出就業機會越多，田間種糧時間就越短。2005年平衡區、主產區和主銷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低到高依次為10014.9元/人、15561.5元/人和36131.6元/人，相反，農戶平均種糧時間從高到低依次為4.3月、3.4月和2.9月，三大產銷區人均生產總值和農戶平均種糧時間的相關係數為-0.885，表明兩者高度負相關。
（6）糧食生產資金
化肥投入是糧食生產費用中的最主要項目，其次為機械作業費。612位受訪農戶平均每畝的糧食直接生產費用為244.8元。其中每畝化肥費為99.6元、機械作業費61.6元，兩者占總生產費用的比例分別為40.7%和25.2%，合計約占總費用的2/3.化肥的原料和機械作業的燃料均離不開石油，中國近一半的石油靠進口。在目前的施肥結構和機械作業水平下，如果國際市場長期保持高油價，必將抬高農戶的糧食生產成本。
從三大產銷區的直接生產費用來看，平衡區農戶糧食直接生產總費用最高，次之為主產區，主銷區最低；平衡區農戶的排灌費也顯著高於主產區和主銷區。每畝生產費用平衡區農戶比主產區和主銷區分別多支付22.8元和41.3元，可見收入水平越低的地區，農戶的糧食生產費用反而越高，生產糧食的經濟負擔也更沉重。三大產銷區的化肥費都排在第一位，由高到低依次為平衡區101.7元/畝、主銷區101.1元/畝和主產區97.5元/畝。化肥費用在糧食生產直接費用中的高比重，雖然在短期內可以增加糧食產量，但是從長期來看，會使土壤肥力進一步下降，不符合可持續農業發展的要求。主產區和主銷區農戶排在第二位的糧食直接生產費用都是機械作業費，分別為63.0元/畝和64.3元/畝；平衡區排在第二位的則是其它費用，達到76.3元/畝。值得注意的是，平衡區農戶將排灌費排在第三位，每畝達到70.8元，分別是主產區的2.7倍和主銷區的1.8倍，說明平衡區農戶在排灌領域的支出負擔太重，急需減輕排灌費用負擔。
（四）外部影響因素
1.財政補貼政策
（1）各種生產補貼的比較
農戶獲得的生產性補貼主要為糧食直接補貼和良種補貼。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繼續加大“兩減免、三補貼”等惠農支農政策實施力度，62.3%的農戶家庭獲得過直接補貼，35.3%得到了良種補貼，其它各種形式的補貼占7.0%，得到過農機補貼的僅占1.0%。以上數據表明，國家發放的糧食直接補貼力度最大，普惠性特征明顯；良種補貼也有一定力度，專項性較強；但農機補貼的收益麵太窄，不利於增強農戶糧食生產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由於國家生產性補貼政策不斷向主產區傾斜，使得三大產銷區農戶獲得的生產補貼情況差異較大，主產區農戶獲得過補貼的人數最多，其次為主銷區，平衡區最少。各產銷區農戶獲得糧食直接補貼和良種補貼差異極顯著。主產區高達88.8%的農戶得到過糧食直接補貼，比平衡區和主銷區分別高84.6%和2.3倍，而平衡區又比主銷區農戶高80.8%，這是主產區農戶同時得到中央和地方財政補貼，而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隻得到地方財政補貼的結果。獲得良種補貼的農戶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主產區、主銷區和平衡區，超過一半的主產區農戶得到過良種補貼，分別超過主銷區和平衡區農戶52.1%和3.4倍。主要原因在於良種補貼由中央財政向主產區的某些糧食生產基地定向補貼，一些財政實力強又比較重視糧食生產的主銷區地方政府也發放良種補貼，而地方財力弱的平衡區農戶基本得不到各級財政的良種補貼。各產銷區農戶得到農機補貼的比例很小，彼此差別不大。在其它補貼方麵，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沒有得到中央和地方財政的明顯支持，差別不大；但主銷區政府的各種專項補貼較多，農戶得到“其它補貼”的比例高達25.2%，分別超過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的11倍和22倍，說明地方政府財力越強，農戶種糧能夠得到更多的其他類地方專項補貼。
（2）糧食直接補貼的剖析
一是補貼標準。稻穀的糧食直接補貼標準最高，其次為玉米和小麥，大豆最低。稻穀每畝補貼18.3元，分別比玉米、小麥和大豆補貼標準高出28.9%、47.6%和134.6%，說明稻穀是國家直接補貼的重點對象，玉米和小麥排在其次，大豆隻是局部地區的主產品，未成為國家直補的重點產品。從各品種不同產銷區的補貼標準來看，稻穀補貼水平由高到低依次為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主產區的稻穀補貼標準分別高出平衡區和主銷區18.7%和83.0%，說明主銷區政府對稻穀生產的重視程度有限，稻穀直接補貼標準有待提高。玉米和小麥補貼水平由高到低均依次為主銷區、平衡區和主產區，主銷區補貼標準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1.7～2.4倍，說明都市型的主銷區（如北京、天津）政府對玉米和小麥生產比較重視。因當地農戶種糧食的機會成本高，糧食種植麵積不多，為調動農戶種糧積極性，都市型主銷區政府利用其充裕的地方財政資金，大幅度提高了玉米和小麥的直接補貼標準。
二是補貼的變動。農戶獲得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逐年遞增。2004年戶均獲得全部糧食直補資金為94.2元，2005年增加到110.4元，增加了17.2%。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獲得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增多，主銷區則有所下降。2005年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戶均直補資金分別為100.9元、97.3元和223.4元，主產區和平衡區比2004年分別增加了17.1元和33.9元，分別增長20.4%和53.5%；主銷區同比減少15.1元，下降6.3%。從各產銷區之間的相對差距來看，2004年主銷區農戶全部糧食直補資金平均達238.5元，分別是主產區和平衡區的2.8倍和3.8倍；2005年該差距分別縮小到2.2倍和2.3倍，說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認識到引導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民增加糧食生產的財政成本顯著低於主銷區，開始逐步加大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
三是補貼的方式。現有的糧食直補方式以按實際種植麵積為主，按計稅麵積為為輔。67.8%的農戶是按照當年種糧麵積獲得糧食直接補貼，27.6%的農戶是按照前幾年計稅麵積獲得補貼，按照實際交售糧食獲得補貼的隻占0.5%，還有5.7%的農戶通過其它方式得到糧食直接補貼。主產區、平衡區和主銷區農戶獲得糧食直補的方式有一定差異。農戶按照當年種糧麵積獲得糧食直接補貼是各產銷區的首要方式，比例由高到低依次為平衡區（72.2%）、主產區（67.6%）和主銷區（58.3%）；農戶按照前幾年計稅麵積獲得補貼的方式排在其次，主銷區農戶比例最多（46.9%），主產區其次（28.3），平衡區最少（18.9%），說明主銷區政府比其它地區政府更多關注補償農戶以往種糧的收入，而不太關注當前是否能刺激糧食生產。
四是補貼對農戶收入的影響。農戶獲得的糧食直補資金對家庭增收沒有明顯作用。80.7%的農戶認為糧食直補資金對增加家庭收入“沒明顯作用”（含“幾乎沒有作用”和“略有作用”），19.3%的農戶認為“有作用”（含“有些作用”、“一般作用”和“很大作用”。隻有3.6%的農戶認為糧食直補資金對家庭收入有很大作用。各產銷區農戶對糧食直補增收作用的評價差異極顯著。主銷區農戶對糧食直接補貼的增收作用評價高於主產區和平衡區農戶。主銷區農戶認為糧食直接補貼對家庭增收“有作用”的比例為35.1%，主產區為21.0%，平衡區隻有7.8%，主銷區農戶分別高出主產區和平衡區的81.9%和3.5倍。雖然2004～2005年中央政府直補資金基本都用在了主產區，但是主產區種糧農戶數量眾多，分攤到每位農戶的直補資金並不多，農戶很少能感覺到直補資金對家庭增收的作用。平衡區農戶既得不到中央財政的糧食直接補貼，也因地方財力較弱而較少得到地方財政的糧食直接補貼，故很少有農戶感覺到糧食直接補貼的增收作用。主銷區糧食直補資金主要來自於財力較強的地方政府，直補資金總額較高；加之，主銷區從事糧食生產的農戶數量比主產區和平衡區少，平均到每個農戶的直補資金較多，因而感覺到糧食直接補貼增收作用的農戶比例高於主產區和平衡區。
五是補貼的調整。各級政府一年發放的糧食直補資金在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科目中屬於較大規模支出，但大多數農戶依然感覺不到糧食直接補貼的增收作用，不少農戶希望調整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支持現行糧食直補政策，堅持“繼續按老辦法給農民”的農戶比例為46.6%。大多數農戶（53.4%）期望將分散在各家各戶當中不起多大作用的糧食直補資金，以三種方式集中用於搞農民急需的農田和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既能降低農民的生產和運銷成本，又可增強糧食等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是一條兼顧增產和增收目標的迂回並持續增加農民收入的長效機製。在支持糧食直補資金搞基礎設施建設的方案當中，大多數農戶（65%）希望今後新增的糧食直補資金用於搞基礎設施建設；少數農戶（21.7%）希望現有和新增的全部糧食直補資金都用來搞基礎設施建設；還有部分農戶（13.3%）希望繼續按老辦法給一部分糧食直補，同時將另一部分用來搞基礎設施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