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昆蟲對DDT產生抗性的第一批例子出現在美國是在1951年，大約在首次使用DDT六年之後。最難以控製的情況也許是與鱈蛾有關，這種鱈蛾實際上在全世界蘋果種植地區現在已對DDT產生了抗性。白菜昆蟲中的抗藥性正在成為又一個嚴重問題。馬鈴薯昆蟲正在逃脫美國許多地區的化學控製。六種棉花昆蟲、形形色色的吃稻木蟲、水果蛾、葉蝗蟲、毛蟲、蟎、蚜蟲、鐵線蟲等許多其他蟲子現在都對農民噴撒化學藥物毫不在乎了。
化學工業部門現在不願麵對抗藥性這一不愉快的事實，這也許可以理解的。甚至到了1959年，已經有100種主要昆蟲對化學藥物有明顯抗性。這時，一家農業化學的主要刊物還在問昆蟲的抗藥性“是真的，還是想象出來的”。然而，當化學工業部門滿懷希望地把麵孔轉過去時，這個昆蟲抗藥性問題並未簡單地消失，它也給化學工業提出了一些不愉快的經濟事實。一個事實是用化學物質進行昆蟲控製的費用正在不斷增長。由於一種在今天看來可能是十分有前景的殺蟲化學物質到了明天可能就會慘然失效，所以事先去大量貯備殺蟲藥劑已失去意義了。當這些昆蟲用抗性再一次證明了人類用暴力手段對待自然是無效的時候，用於支持和推廣殺蟲劑的大量財政投資可能就會取消了。當然，迅速發展的技術會為殺蟲劑發明出新的用途和新的使用方法，但看來，人們總會發現昆蟲繼續安然無恙。
達爾文本人可能不會發現一個比抗性產生過程更好的說明自然選擇的例子了。出生於一個原始種群的許多昆蟲在身體結構、活動和生理學上會有很大的差異，而隻有“頑強的”昆蟲才能抵抗住化學藥物的藥方而活下來。
噴藥殺死了弱者，一隻有那些具有某些能使它們逃脫毒害的天生特性的昆蟲才存留下來。它們繁殖出的新一代將借助於簡單的遺傳性而在其先天抵抗力中具備了天生的“頑強性”。這一情況必不可免地產生了這樣一種結果，即用烈性化學藥物進行強化噴撒隻能使原先打算解決的問題更加糟糕。幾代之後，一個單獨由頑強的具有抗性的種類所組成的昆蟲群體就代替了一個原先由強者和弱者共同組成的混合種群。
昆蟲借以抵抗化學物質的方法可能是在不斷變化的，並且現在還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有人認為一些不受化學噴藥影響的昆蟲是由於有利的身體構造，然而，看來在這方麵幾乎沒有什麼實際的證據。然而，一些昆蟲種類所具備的免疫性從布利吉博士所做的那些觀察中已清楚表現出來了，他報告說在丹馬克的佛畢泉害蟲控製研究所中觀察到大量蒼蠅“在屋子裏的DDT中嬉戲，就象從前的男巫在燒紅的炭塊上歡跳一樣”。
從世界其他地方都傳來了類似的報告。在馬來亞的瓜拉魯木婆，蚊子第一次在非噴藥中心區出現了對DDT的抗性。當抗藥性產生以後，可以在堆存的DDT表麵發現停歇著的蚊子，用手電筒可在近處很清楚地看見它們。另外，在台灣南部的一個兵營裏所發現的具有抗性的臭蟲樣品當時身上就帶有DDT的粉未。在實驗室，將這些臭蟲包到一塊盛滿了DDT的布裏去，它們生活了一個月之久;它們產了卵;並且生出來的小臭蟲還長大、長胖了。
雖然如此，但昆蟲的抗藥性並不一定要依賴於身體的特別構造。對DDT有抗性的蒼蠅具有一種酶，這種酶可使蒼蠅將DDT降解為毒性較小的化學物質DDE。這種酶隻產生在那些具有DDT抗性遺傳因素的蒼蠅身上。當然，這種抗性因素是世襲相傳的。至於蒼蠅和其他昆蟲如何對有機磷類化學物質產生解毒作用，這一問題現在還不大清楚。
一些活動習性也可以使昆蟲避免與化學藥物接觸。許多工作人員注意到具有抗藥性的蒼蠅喜歡停歇在未噴藥的地麵上，而不喜歡停在噴過藥的牆壁上。具有抗性的家蠅可能有穩定飛行習性，總是停落在同一個地點，這樣就大大減少了與殘留毒物接觸的次數。有一些瘧蟻具有一種習性可以盡少在DDT中的暴露，這樣實際上即可免於中毒;在噴藥的刺激下，它們飛離營棚，而在外麵得以存活。
通常，昆蟲產生抗性需二到三年時間，雖然偶然有時隻要一個季度或甚至更少的時間也會產生抗性。在另外一個極端情況下，也可能需要六年之久。一種昆蟲在一年中繁殖的代數是很重要的，是根據種類和氣候的不同而有所增減。例如，加拿大蒼蠅比美國南部的蒼蠅抗藥性發展得慢一些，因為美國南部有漫長、炎熱的夏天適宜於昆蟲高速度繁殖。
有時人們會問一個滿懷希望的問題:“如果昆蟲都能變得對化學毒物具有抗性，人類為什麼不能也變得有抗性呢?”從理論上講，人類也是可能的;然而產生這種抗性的過程需要幾百年，甚至幾千年，那麼現在活著的人們就不必對人類的抗性寄予什麼希望。抗藥性不是一種在個體生物中產生的東西。如果一個人生下時就具有一些特性使他能比其他人更不中毒的話，那麼他就更容易活下來並且生子育孫。因而，抗性是一種在一個群體中、經過許多代時間才能產生的東西。人類群體的繁殖速度大約來說為每一世紀三代，而昆蟲產生新一代卻隻需幾天或幾星期。
“昆蟲給我們造成一定的損害，我們是多少忍受點呢，還是連續用盡各種方法消滅以求暫時免於受害呢?我看，在某些情況下，前者要比後者明智得多。”這是布裏吉博士在荷蘭任植物保護服務處指導者時提出的忠告:“從實踐中得出的忠告是‘盡可能少噴藥’，而不是‘盡量多噴藥’……施加給害蟲種群的噴藥壓力始終應當是盡可能的減少”。
不幸的是，這樣的看法並未在美國相應的農業服務處中占上風。農業部專門論述昆蟲問題的1952年年鑒承認了昆蟲正在產生抗性這一事實，不過它又說:“為了充分控製昆蟲，仍需要更頻繁、更大量地使用殺蟲劑。”農業部並沒有講如果那些未曾試用過的化學藥物不僅能消滅世界上的昆蟲，而且能夠消滅世界上的一切生命，那麼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不過到了1959年，也就是僅僅在這一忠告再次提出的十年之後，一個康涅狄格州的昆蟲學家在《農業和食物化學雜誌》中談到了最後一種可用的新藥品至少已對一、兩種害蟲使用過了。
布裏吉博士說:“更加清楚不過的是，我們正走上一條危險之路。……我們不得不準備在其他控製方麵去開展大力研究，這些新方法必將是生物學的，而不是化學的。我們的意圖是打算盡可能小心地把自然變化過程引導到我們響往的方向上，而不是去使用暴力……”。
“我們需要一個更加高度理智的方針和一個更遠大的眼光，而這正是我在許多研究者身上未看到的。生命是一個超越了我們理解能力的奇跡，甚至在我們不得不與它進行鬥爭的時候，我們仍需尊重它……依賴殺蟲劑這樣的武器來消滅昆蟲足以證明我們知識缺乏，能力不足，不能控製自然變化過程，因此使用暴力也無濟於事。在這裏，科學上需要的是謙虛謹慎，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引以自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