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懷疑這一點，請考慮加利福尼亞州柑桔叢樹的情況。在加利福尼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生物控製的、世界最著名和最成功的例子。1872年，一種以桔樹樹汁為食料的介殼蟲出現在加利福尼亞，並且在隨後的十五年中發展成了一種有如此巨大危害的蟲災，以致於許多果園的水果收成喪失殆盡。年輕的柑桔業受到了這一災害的威脅。當時許多農民丟棄並拔掉了他們的果樹。後來，由澳大利亞進口了一種以介殼蟲為宿主的寄生昆蟲，這是一種被稱為維達裏亞的小瓢蟲。在首批瓢蟲貨物到達後才過了兩年，在加利福尼亞所有長桔樹地方的介殼蟲已完全置於控製之下。從那時以來，一個人在桔樹叢中找幾天也不會再找到一個介殼蟲了。
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些柑桔種植者開始試用具有魔力的新式化學物質來對付其他昆蟲。由於使用了DDT和其他隨後而來的更為有毒的化學藥物，在加利福尼亞許多地方的小瓢蟲群體便被掃地出門了，雖然政府過去為進口這些瓢蟲曾花費了近5000美元。這些瓢蟲的活動為果農每年挽回幾百萬美元，但是由於一次欠考慮的行動就把這一收益一筆勾銷了。介殼蟲的侵擾迅速卷土重來，其災害超過了五十年來所見過的任何一次。
在裏沃賽德的柑桔試驗站工作的保爾·迪白克博士說：“這可能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現在，控製介殼蟲的工作已變得極為複雜化了。小瓢蟲隻有通過反複放養和極其小心地安排噴藥計劃才能夠盡量減少它們與殺蟲劑的接觸而存留下來。且不管柑桔種植者們怎麼幹，他們總要多多少少對附近土地的主人們發點慈悲，因為親蟲劑的飄散可能給鄰居帶來嚴重災害。
所有這些例子談的都是侵害農作物的昆蟲，而帶來疾病的那些昆蟲又怎麼樣呢?這方麵己經有了不少警告。一個例子是在南太平洋的尼桑島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那兒一直在大量地進行噴藥，不過在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噴藥就停止了。很快，人群傳染瘧疾的蚊子重新入侵該島，當時所有捕食蚊子的昆蟲都已被殺死了，而新的群體還沒來得及發展起來，因此蚊子的大量爆發是極易想見的。馬歇爾·萊爾德描述了這一情景，他把化學控製比做一個踏車;一旦我們踏上，因為害怕後果我們就不能停下來。世界上一部分疾病可能以一種很獨特的方式與噴藥發生關係。有理由認為，象蝸牛這樣的軟體動物看來幾乎不受殺蟲劑的影響。這一現象已被多次觀察到。在佛羅裏達州東部對鹽化沼澤噴藥所造成的、通常的大量生物死亡中，唯有水蝸牛幸免。這種景象如同人們所描述的是一幅可怖的圖畫——它很象是由超現實主義畫家的刷子創作出來的那種東西。在死魚和氣意奄奄的螃蟹身體中間，水蝸牛在一邊爬動著，一邊吞食著那些被致命毒雨害死的被難者。
然而，這一切有什麼重要意義呢?這一現象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許多蝸牛可以作為許多寄生性蠕蟲的宿主，這些寄生蟲在它們的生活循環中，一部分時間要在軟體動物中度過，一部分時間要在人體中度過。血吸蟲病就是一個例子，當人們在喝水或在被感染的水中洗澡時，它可以透過皮膚進入人體，引起人的嚴重疾病。血吸蟲是靠蝸螺宿主而進入水體的。這種疾病尤其廣泛地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地區。在有血吸蟲的地方，助長蝸螺大量繁殖的昆蟲控製辦法似乎總導致嚴重的後果。
當然，人類並不是蝸螺所引起的疾病的唯一受害者。牛、綿羊、山羊、鹿、麋、兔和其他各種溫血動物中的肝病都可以由肝吸蟲引起，這些肝吸蟲的生活史有一段是在淡水蝸螺中度過的。受到這些蠕蟲傳染的動物肝髒不適宜再作為人類食物，而且照例要被沒收。這種損失每年要浪費美國牧牛人大約350萬美元。任何引起蝸螺數量增長的活動都會明顯地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問題已投下了一個長長的暗影，然而我們對它們的認識卻一直十分緩慢。大多數有能力去鑽研生物控製方法並協助付諸實踐的人卻一直過份忙於在實行化學控製的更富有刺激性的小天地中操勞。1960年報道，在美國僅有2%的經濟昆蟲學家在從事生物控製的現場工作，其餘98%的主要人員都被受聘去研究化學殺蟲劑。
情況為什麼會這樣?一些主要的化學公司正在把金錢傾倒到大學裏以支持在殺蟲劑方麵的研究工作。這種情況產生了吸引研究生的獎學金和有吸引力的職位。而在另一方麵，生物控製研究卻從來沒有人捐助過——原因很簡單，生物控製不可能許諾給任何人那樣一種在化學工業中出現的運氣。生物控製的研究工作都留給了州和聯邦的職員們，在這些地方的工資要少得多了。
這種狀況也解釋了這樣一個不那麼神秘的事實，即某些傑出的昆蟲學家正在領頭為化學控製辯護。對這些人中某些人的背景進行了調查，披露出他們的全部研究計劃都是由化學工業資助的。他們的專業威望、有時甚至他們的工作本身都要依靠著化學控製方法的永世長存。毫不誇張地說，難道我們能期待他們去咬那隻給他們喂食物的手嗎?
在為化學物質成為控製昆蟲的基本方法的普遍歡呼聲中，偶爾有少量研究報告被少數昆蟲學家提出，這些昆蟲學家沒有無視這一事實，即他們既不是化學家，也不是工程師，他們是生物學家。
英國的F·H·吉克勃聲稱:“許多被你為經濟昆蟲學家的人的活動可能會使人們認為，他們這樣幹是由於他們相信拯救世界就要靠噴霧器的噴頭……他們相信，當他們製造出了害蟲再起、昆蟲抗藥性或哺乳動物中毒的問題之後，化學家將會再發明出另外一種藥物來治理。現在人們還認識不到最終隻有生物學家才能為根治害蟲問題提出答案”。諾瓦.斯克梯雅的A.D.畢凱特寫道：“經濟昆蟲學家必須要意識到，他們是在和活的東西打交道……，他們的工作必須要比對殺蟲劑進行簡單試驗或對強破壞性化學物質進行測定更為複雜一些。”畢凱特博士本人是創立控製昆蟲合理方法的研究領域中的一位先驅者，這種方法充分利用了各種捕食性和寄生性昆蟲。
畢凱特博士大約在35年前，在諾瓦·斯克梯雅的安那波裏斯山穀的蘋果園中開始了他的研究工作，這個地方一度是加拿大果樹最集中的地區。在那時候，人們相信殺蟲劑(當時隻有無機化學藥物)是能夠解決昆蟲控製問題的，人們相信唯一要做的事是向水果種植者們介紹如何遵照所推薦的辦法使用。然而，這一美好的憧憬卻未能實現。不知為什麼，昆蟲仍在活動。於是，又投入了新的化學物質，更好的噴藥設備也被發明出來了，並且對噴藥的熱情也在增長，但是昆蟲問題並未得到任何好轉。後來，人們又說DDT能夠“驅散”鱈蛾爆發的“惡夢”;實際上，由於使用DDT卻引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蟎蟲災害。畢凱特博士說:“我們隻不過是從一場危機進入另一場危機，用一個問題換來了另一問題”。
然而，在這一方麵，畢凱特博士和他的同事們闖出了一條新的道路，他們拋棄了其他昆蟲學家還在遵循的那條老路;在那條老路上，昆蟲學家們還在繼續跟在不斷變得愈來愈毒的化學物質的鬼火的屁股後麵跑。畢凱特博士及其同事們認識到他們在自然界有一個強有力的盟友，他們設計了一個規劃，這個規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自然控製作用，並把殺蟲劑的使用壓縮到了最小限度。必須使用殺蟲劑時，也把其劑量減低到最小量，使其足以控製害蟲而不致於給有益的種類造成不可避免的傷害。計劃內容中也包括選擇適當的撒藥時機。例如，如果在蘋果樹的花朵轉為粉紅色之前，而不是在這一時刻之後去噴撒尼古丁硫酸鹽，那麼一種有重要作用的捕食性昆蟲就會保存下來，可能這是因為在蘋果花轉為粉紅色之前它還在卵中未孵出。
畢凱特博士特意仔細挑選那些對寄生昆蟲和捕食性昆蟲危害極小的化學藥物。他說:“如果我們在把DDT、對硫磷、氯丹和其他新殺蟲劑作為日常控製措施使用時，能夠按照我們過去使用無機化學藥物時所采用的方式去幹，那麼對生物控製感興趣的昆蟲學家們也就不會有那麼大意見了。”他主要依靠“爾葉尼亞”(由一種熱帶植物的地下莖演化而來的一個名字)、尼古丁硫酸鹽和砷酸鉛，而不用那些強毒性的廣譜殺蟲劑，在某些情況下使用非常低濃度的DDT和馬拉硫磷(每100加侖中1或2盎斯——而過去常用100加侖中1或2磅的濃度)。雖然這兩種殺蟲劑是當代殺蟲劑中毒性最低的，但畢凱特博士仍希望進一步的研究能用更安全、選擇性更好的物質來取代它們。
他們的那個規劃進行得怎麼樣呢?在諾瓦·斯克梯雅，遵照畢凱特博士修訂的噴藥計劃的果園種植者們和使用強毒性化學藥物的種植者一樣，正在生產出大量的頭等水果，另外，他們獲得上述成績其實際花費卻是較少的。在諾瓦·斯克梯雅蘋果園中，用於殺蟲劑的經費隻相當於其他大多數蘋果衝植區經費總數的10一20%。
比得到這些輝煌成果更為重要的一個事實是，即由諾瓦·斯克梯雅昆蟲學家們所執行的這個修改過的噴藥計劃是不會破壞大自然的平衡的。整個情況正在向著由加拿大昆蟲學家G·C·尤裏特十年前所提出的那個哲學觀點的方向順利前進，他曾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哲學觀點，放棄我們認為人類優越的態度，我們應當承認我們能夠在大自然實際情況的啟發下發現一些限製生物種群的設想和方法，這些設想和方法要比我們自己搞出來的更為經濟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