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較多地依賴本地企業訂單的集群企業沒能取得快速成長。一般成長型集群企業比快速成長型集群企業更依賴於本地企業提供的訂單，兩者存在著顯著差異。這與國外相關研究結論相反，如Mazzola和Bruni（2000）對國外企業集群的調查得出，訂單生產、轉包等企業間的特定關係對企業成長具有重要作用。其可能的原因是，在以傳統加工產業集群為主的浙江，依賴本地夥伴企業的訂單來開展業務的集群企業，很可能感受不到激烈的市場競爭，因此就會缺乏主動開拓市場的壓力，長此以往就會對夥伴企業形成很高的依賴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成長能力就會逐漸弱化。而在國外的高新技術產業集群中，集群企業特別強調學習、協作和效率，十分重視集體創新能力的形成與增強，集群企業從本地企業獲取訂單並不意味著自身可以不聞不問市場、技術的變化特點，而是需要不斷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和協作能力，否則難以承擔技術複雜性程度較高的訂單，企業也就難以實現快速成長。
（5）積極參加社區活動促進了集群企業的快速成長。企業集群化成長的一大關鍵就在於從外部獲取有價值的資源。所以，企業必須妥善處理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集群企業積極參與各種社區活動，可以顯示出企業立足和關愛本地的意願，有助於形成良好的社會口碑，便於企業獲取更多的、更優質的資源，促進企業快速成長。方太、卡森、德力西等企業熱衷於社會公益事業，在本地樹立了很好的形象，都實現了快速成長。這為國外理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經驗依據，因為理論界對於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否促進企業績效目前還存在爭論，影響了企業積極承擔起各種形式的社會責任。而對於浙江省集群企業的實證調研初步證明，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是有助於企業快速成長的。
（6）與地方產業管理部門保持較高互動關係的集群企業實現了快速成長。與一般成長性集群企業相比，快速成長性集群企業與地方的產業管理部門保持著更為緊密的互動關係。通過這些交流互動關係，集群企業可以從產業管理部門獲取有關產業發展方麵的政策導向信息，有助於企業製定出合理的發展戰略，還可以得到土地、技改等方麵的政策支持。如吉利、正泰、德力西、卡森、飛躍等一些企業通過與相關政府部門保持密切關係，努力將自己成為地方產業經濟發展的重點企業，因此能夠在進入園區、技術改造、貸款等方麵獲取政策優惠，這些企業往往能夠取得較快的成長。與之不同的是，調研發現許多中小企業對地方政府敬而遠之，大多認為目前辦企業應該靠自身力量，不必與地方政府走得很近，中小企業也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反而要消耗掉許多企業資源。正是基於這種思想和行為，很少有中小企業了解地方政府的產業發展思路，也不太清楚地方政府鼓勵本行業發展所提供的各種激勵措施。而對於本身資源能力很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政策作為一種稀缺資源可以促進集群企業快速成長。
此外，與地方融資擔保機構交往、請地方中介服務機構服務、請地方科研院校解決問題的頻率大小，並無法為集群企業快速成長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但總體上，快速成長型集群企業與地方融資擔保機構保持著更為緊密的關係，更為依靠自身的或外地研究機構的力量進行產品研發、市場推廣、管理水平提升等活動。這也意味著，地方融資擔保機構、地方中介服務機構、地方科研院校對集群企業成長的作用還較為有限，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7.4.2本地網絡演化與企業集群化成長
國外許多研究表明，集群企業成長與本地網絡之間存在著動態匹配關係。如Zhao 和Aram（1995）實證發現不同成長階段的高成長企業都比低成長企業有更大的業務關係範圍和強度：在創業階段，企業家的社會網絡格外重要，它為企業家提供了一係列的機會集；在業務啟動階段，為了追求企業成長，企業家就必須拓展原來的社會網絡，建立起新的業務導向網絡；在業務開拓階段，企業會基於成長和利潤考慮建立起戰略網絡，企業家對網絡及其對企業成長的重要影響有了很高的認知，與競爭者和其他重要行為者建立關係產生了共享的收益。Schutjens 和Stam（2001）發現，新建企業的產品銷售更多地依賴於社會關係，隨著企業的成長，企業網絡會從社會網絡轉向業務網絡，上遊關係變得更為商業化，但下遊關係變得更為社會性。但Johannisson（1996）研究發現非正式網絡隨著企業成長始終處於核心地位。可以，雖然對於與企業特定成長階段相匹配的網絡特性還沒有形成定論，但這些研究都表明企業應該隨著自身的成長而不斷創新、優化所處的網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