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研究構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意大利北部的“第三意大利”奇跡引發了學者們對企業集群的關注和研究。集群網絡被認為是對中小企業缺乏資源的重要補充（Falemo，1989；Gibb，1993），能夠提供信息、資金和精神支持這三類資源（Birley，1985；Butler，Hansen，1991），並為一方的資源被另一方使用提供了一種有效的手段（Uzzi，1997）。在集群中，中小企業采取著集群化成長模式，即一個企業的成長同時依賴於在同一區域、同一產業的其他企業以及配套企業的發展，同時，政府的支持和組織、合作製度的營銷、供應、融資以及設計中心等中間組織的建設也是企業成長的重要條件（李新春，2002）。集群化成長的關鍵在於企業有效地從本地網絡中獲取成長資源（DuiJnhuwer，1994），因為外部資源非常有助於企業開發新產品和擴張市場（Falemo，1989），由網絡提供的各類信息對於中小企業識別成長機會和保證成長都是有必要的（Brown and Butler，1993）。
由於集群具有“本地網絡”和“根植性或嵌入性”兩大基本特征（王緝慈，2001），以嵌入性為理論出發點和網絡分析作為基本分析工具的社會網絡理論被廣泛運用於解釋中小企業集群化成長現象。根據Hakansson（1987）的基於資源依賴的網絡模式，集群網絡是由個人、企業、政府、金融機構、中介組織、教育和培訓組織等組成，集群內企業、組織間的互動會引起企業間傳遞內部知識和開展交易活動、企業與地方組織間的信息、知識、技術等資源和生產要素也隨之流動。中小企業一般會在集群內建立起兩種形式的本地網絡：一是基於共同社會文化背景和共同信任而結成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如企業家個人的家庭網絡關係、親友網絡關係以及其他非正式網絡關係；二是發生在市場交易或是知識、技術等創造活動中的商業網絡（businessnetwork），如市場交易網絡、合作研發網絡等。其中，商業性網絡又分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第一級（first order）網絡和企業與其他經濟社會組織之間的第二級（second order）網絡（Johannisson and Ramirez －Pasillas，2001）。
為了分析網絡特征對行為主體活動及其成果的影響，Burt（1982）總結出了一種包括關係分析和結構分析兩種方法的網絡分析模型，前者用於分析行為主體之間的關係強度，分析時不考慮其他關係的影響，後者用於分析行為主體在關係體係中的位置，必須考慮各種相關關係的影響。社會網絡理論學者還提出了“弱關係的力量”（Granovetter，1990）和“結構洞”（Burt，1992）等著名論斷。前者認為，雖然高強度的關係可以培育和增強信任和合作，但由於弱關係的行為主體之間在知識、社會文化背景方麵差異較大，因而可以提供豐富的新鮮信息，有助於企業創新和發現成長機會；後者認為，處於“結構洞”位置的企業由於具有控製信息流動和收益分配的優勢而能夠獲取更多有價值的資源。受這些研究啟發，學者們從網絡結構和網絡關係兩個維度分析不同網絡特征對企業成長的影響，代表性的研究有：①網絡結構方麵，Johannisson 和Ramirez‐Pasillas（2001）調查了瑞典Lammhult 企業集群的36家中小企業，實證發現在集群內占據中心位置與企業成長之間顯著正相關。Liao 和Welsch（2001）運用美國國家中小企業研究小組的數據資料，實證得出通過網絡結構對技術型企業的成長願望沒有顯著影響，但非技術型企業從網絡結構中受益更多。Batjargal（2001）對俄羅斯企業家社會網絡結構與企業成長之間關係的分析得出，網絡結構對企業成長沒有影響。
②網絡關係方麵，學者們主要從關係的範圍（range）、強度（intensive）、密度（density）和類型（type）等方麵展開分析。Zhao 和Aram（1995）以中關村六家企業作為樣本，實證分析得出高成長企業比低成長企業有更大的業務關係範圍和強度，而且在企業不同成長階段都存在著這種關係。Rickne（2000）的研究表明，多種技術來源關係對企業成長有積極影響，從先前組織轉移得到較多技術的企業實現了較快的成長。Mazzola 和Bruni（2000）以意大利和英國中小企業為研究對象，實證研究得出訂單生產、轉包等企業間合作關係對企業成長具有重要作用。但是，Reese 和Aldrich（1995）研究發現網絡關係的範圍與中小企業成長之間沒有顯著相關性，Sedaitis（1998）研究得出低密度的網絡與更好的銷售額相關。可見，網絡結構和網絡關係對中小企業成長的影響關係目前還沒有統一，有待進行國別和產業的差別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