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書，我死後留給兒子。我要請董作賓先生製一顆圖章，上刻‘孟真遺子之書’幾個字。”言畢，長歎一聲，一反常態地對妻子說道：“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俞大綵聽到這裏，感到是不祥之兆，大為驚駭，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斯年的嘴巴，沒讓他繼續說下去。
第二天下午，傅斯年列席台灣“省議會”第五次會議。一位叫郭寶基的谘詢有關台灣大學的問題，包括“國民政府教育部”從大陸運到台灣保存在台大的教育器材失盜和傅斯年放寬台大招生尺度等問題。此前，就有人指責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人，傅斯年曾兩次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予以回擊，反複重申：“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對於辦學和招生原則，他在這最後一次講話中情緒激昂地說：“對於那些資質好、肯用功的學生，僅僅是因為沒有錢而不能就學的青年，我們是萬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們擯棄於校門之外。”“郭大炮對傅大炮，引起爭執”，傅過度激憤，引起腦溢血突發，倒在“議會”大廳，經搶救無效當晚去世。
當董作賓含淚捧著稿費送來，斯人已魂歸田橫之島。俞大綵雙手捧著裝錢的信封，悲痛欲絕，泣不成聲。用心血換取的稿費到了，但人已再也不需要棉衣禦寒了。俞大綵回憶那個凶險的夜晚，對丈夫的老友說：“我一向不迷信，難道這幾句話就是他的遺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陣寒風，室內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陣透骨的寒冷。”
１２月３１日，傅斯年追悼會在台灣大學法學院禮堂舉行。禮堂的正中懸掛著蔣介石送的挽幛“國失師表”。“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台灣大學、史語所和親朋好友的挽聯分懸兩側。
“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挽聯是：廿二載遠矚高瞻，深謀長慮，學術方基，忍看一暝；
五百年名世奇才，閎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陳寅恪的挽詩是：不生不死最堪傷，憂說扶餘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董作賓怎麼也接受不了與自己二十餘年同甘共苦、砥節礪行的諍友突然離去，當天夜裏含涕揮筆，以血淚撰成了四言一句，四十句共一百六十字甲骨文字挽吊祭詞：天生我公，於齊之西。世仰日星，人望雲虹。
民十有六，締交伊初。司教大學，複啟新圖。
考史洹上，廿有三年。同甘共苦，南越北燕。
惟公弘通，貫於中外。涵育萬有，無乎不在。
筆方司馬，德比史魚。才高八鬥，學盡五車。
古今上下，洋溢縱橫。立德立言，即知即行。
春風昔雨，化及南天。祭酒二載，得士三千。
萬方絕筆，見公苦心。百年權立，猶盡鴻深。
老成雲亡，天喪斯文。幽明異途，憂心如焚。
公學有傳，公亦無求。身後之名，萬歲千秋。情真意切，催人淚下。遺憾的是，董作賓的原作悼念會後即按傳統隨其他挽聯、祭文一並焚燒，幸虧執事劉淵臨曾摹錄全文，後交於董作賓次子董玉京重新書寫，得以保留下來一篇珍貴史料。
傅斯年以“廉立散儒”自命，１９４２年在四川李莊的時候曾請董作賓為他篆刻一方“廉立散儒”的朱印。翻開印譜看見此印，不由得想起故友，董作賓特撰《廉立散儒》予以紀念：“廉是消極的作人之道，立卻是積極的，‘四千學子三春雨’是立，‘萬卷詩書兩袖風’是廉，孟真先生一生道德學問功名事業的成就，處處都在這兩個字上用功夫……我們永遠的憶念他，我們也永遠不要忘了他曾自命的‘廉立散儒’。”
董作賓還撰寫了《曆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懷念傅斯年的成就與功績，該文被收入《傅故校長哀挽錄》。在傅斯年逝世一周年的時候，董作賓還主持編撰了《傅所長紀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