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董作賓與傅斯年、李濟、郭沫若、梁思成、梁思永等同時當選中央研究院考古美術史學組院士。
這次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選舉原計劃選出一百人，但最後當選的隻有八十一人、其中數理組二十八人，生物組二十五人，人文組二十八人。院士的年齡結構，以四十六至六十歲為中堅分子，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尤以五十一至五十五歲者居多，占百分之三十點九。數理組幾乎沒有超過六十歲者；生物組隻有一位，主要是由於自然科學在中國發軔較晚的原因。最年輕的陳省身，隻有三十七歲，許寶蘅三十八歲，華羅庚也隻有三十九歲。院士的出生地以沿海地區、太湖周圍及上海、廣州、長沙、閩侯最為集中。院士的學曆，大部分都曾出國留學，隻有人文組中有六位未曾接受過西式教育。
當時人文組的院士候選人共有五十五人，是兩個人當中才能選一個，當選的二十八人如下：吳敬恒、金嶽霖、湯用彤、馮友蘭、餘嘉錫、胡適、張元濟、楊樹達、柳詒徵、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李方桂、趙元任、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梁思成、王世傑、王寵惠、周鯁生、錢端升、蕭公權、馬寅初、陳達、陶孟和。
大多數論者都認為這次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是以學術為基本原則，沒有意識形態色彩，也沒有政治幹預，基本上是公平公正的。以人文組為例，五十五位候選人多數是當時中國第一流的學者，在國民政府中做高官的人也不在少數，像蔣廷黻、吳景超、何廉等，但都沒有當選。人文組選舉，胡適和傅斯年是關鍵人物，從名單中也可以看出和胡適、傅斯年關係好的人沒有當選的也很多，如張忠紱、潘光旦等。相反的意識形態分屬兩個陣營的郭沫若、馬寅初等能夠當選，沒有因為政治傾向的不同而被排斥在外。馬寅初在上世紀40年代的政治選擇和郭沫若是一致的，是在經濟上批評國民黨最激烈的一個經濟學家，對國民黨政權、對蔣介石、對四大家族和官僚資本，都寫過文章抨擊，正因為如此，他被國民黨恨之入骨而遭到軟禁。
因此，夏鼐在當時就說過：這次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可算是近年來國內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中央研究院創辦已達二十年，今年才舉行選舉院士；原擬選出八十名至一百名，聽說選舉時第一次投票僅選出六十來名。一連投了五次票，才選足八十一名，可以說相當的鄭重審慎。不管各方麵對於這次院士名單的意見如何（尤其因為提名的辦法不佳，有些可以當選的學者，根本沒有被提名，以致無從選出，令人頗有遺珠之感）。我們如果說“這一個名單，相當的足以代表今日中國學術界的情況”。這話大致不會有多大的錯誤吧。開國元帥、詩人陳毅對這次研究院院士選舉也是比較滿意的。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上海解放，陳毅任上海市長，５月３０日，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長、後長期任浙江大學校長、當時為中央研究院評議員、經曆了研究院院士選舉的整個過程並當選為院士的竺可楨會見了陳毅。兩人談話中曾談到了這次選舉，竺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渠曾閱研究院院士錄，見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並蓄。”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中央研究院遷往台灣，國民黨政府曾打算將全部研究所和院士及全體研究人員遷往台灣，但結果除總辦事處和曆史語言研究所較完整地遷台外，其餘各研究所大都留在南京和上海。在中央研究院八十一名院士中，遷至台灣的僅有淩鴻勳、林可勝、傅斯年、董作賓、李濟、王世傑、吳稚暉七人，在國外的有陳省身、李書華、趙元任、汪敬熙、胡適、吳大猷等十二人，其餘的都留在了大陸。留在大陸的院士，後來大部分都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為新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經濟建設發揮了巨大作用。然而，在以後的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的命運和整個中華民族一樣飽經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