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芝加哥大學有一位學生名叫孟義（Malcolm Berel－son），是個二戰老兵，抗日戰爭期間曾在中國服役，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在抗戰勝利後不久，他在北京琉璃廠地攤上以美金二十元的價格，買到一幅中國畫手卷——《清明上河圖》。一天，他拿來請董作賓鑒定，並告知說底特律博物館願意出價美金一萬元收購，但要斷定這幅畫的真假。董作賓一見愛不釋手，因為這不僅是一幅中外馳名的藝林珍品，而且圖中所描繪的正是他早年學習、工作和生活過的開封。他觸景生情，感慨萬千，立即展卷在大寫字台上仔細觀看，發現此圖雖截去題跋，但卷後上方有“秘府”陽文葫蘆狀的印鈐一方，下端有“臣張擇端進”小字簽名，筆墨工整，初步斷定這可能是一幅原本或比較精的臨本。
根據這個判斷，董作賓開始了《清明上河圖》的研究，他委托好友、時任芝加哥大學遠東圖書館館長的錢存訓，把學校圖書館裏所藏的有關《清明上河圖》題跋和記載都一一搜撿出來，認真比對。後來他去紐約時，又特別在參觀時注意市立博物館所藏的數種臨本，並訪得兩種私家藏本，也都細細觀摹，加以對照。他又將孟義的原畫托東方學董作賓的《清明上河圖》
院分段照相，並將畫中人物一一細數，共得一千一百六十二人。又將畫中人物按服裝、姿態和所處地段的分布加以分析，畫中的房屋、裝飾、舟車、用具、遊藝、市招、匾額等也都一一錄出，根據眾多的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做了大量筆記加以考證。根據這些材料，證明了自己的初步判斷是正確的，為孟義的《清明上河圖》定名為《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圖〉》。
到台灣之後董作賓仍抽時間繼續進行《清明上河圖》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元秘府本〈清明上河圖〉》《關於摹本〈清明上河圖〉》《比較五種〈清明上河圖〉小計》，通過對多種版本的《清明上河圖》的研究，他指出：餘即對此圖發生興趣，每喜作比較研究，尤注目於圖中市招匾額等之文字，因此類文字頗足以顯示作者時地之社會背景。元秘府本有北宋宣和年間特殊事物，絕不見於他本者，為虹橋東畔官船上“平章”、“樞密院”等牌，市中市招，亦以“雕漆器皿”、“官窯瓷器”、“仿古錫器”、“晉唐儒巾”等最為特異……總觀各圖，在市招文字上之表現，均極重要，然唯有如元秘府本中“雕漆”、“官窯”、“晉唐儒巾”等表現北宋社會最為親切。董作賓研究細致入微，不僅揭示了《清明上河圖》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也為我們提供了值得借鑒的研究美術史的方法。後來，董作賓在《大陸雜誌》第八、九兩期封麵上刊登了該畫兩段畫片，又將該畫影印單行，並附考釋、題跋、編校後記等。
有論者曾指出《清明上河圖》古往今來備受學人看重。但看好或重視並未見考證與研究文章發表，是董作賓的研究文章發表七八年後，方有美術界和史學界或古建研究者相繼發表對《清明上河圖》的研究文章，也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董作賓的影響。一位甲骨學權威和考古學家、文字學家，竟然去影響美術學史的研究，也可謂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咄咄怪事。
此話前半段說得很好，對後半段就頗有異議了。甲骨學家影響美術學史的研究應當說是見怪不怪，中國傳統文化絢麗多彩、博大精深，是一座無窮無盡蘊含量極為豐富的寶藏，凡熱愛中華文化的學人，都會盡其所能去開發這個寶藏，使之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