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十年輾轉流亡（下） 五、 《殷曆譜》的編撰和出版
世界文明古國中，唯有古代中國是在進入文明社會已經曆了兩個王朝後，才有了確切曆史紀年——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
對這種現象傅斯年曾有精辟論述：歐洲治古史學者，率以年代學為其骨幹，此尤建屋之先布棟梁，而後土石磚瓦有所著也。自羅馬帝政以前，列國分列，其年代尤以希臘著邦為最紛，今日之曉然可知者，斯數百年學人遠求實證冥收義解之效也。今日談中國古史，而共和以前全付之冥冥之境。此固差勝於希臘史家之遺後人者，然若今人不能突破共和之大限，資用新書之記錄，則古史之渾渾爾者，將終古而不革也。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曾於１９９８年年底在“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題報告會上講話指出：夏商周三代是我國文明國家的形成時期，也是我國文化底蘊的奠定時期。這一時期的文明成果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然而非常遺憾的是，這時期我們卻沒有確切的紀年。我國的確切紀年隻能追溯到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都是有王無年，出現了“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曆史”的不正常現象。曆史是按照年代為順序來記敘的，年代學是曆史學的骨架，沒有準確的年表，曆史學就無法建立起來。以斷定夏商周三代紀年為中心的中國古代年代學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三代年表的確立，不僅能為科學研究我國五千年文明史創造有利條件，也將是對世界曆史研究的突出貢獻。自西漢以來，曆代學者曾對三代紀年作過艱苦的探索，其中，既有古代傑出的學者司馬遷、劉歆、皇甫謐等人，又有近現代著名的學者王國維、吳其昌、丁山、董作賓等人，更有當代優秀的學者李學勤、李伯謙、張培瑜、田昌五、何幼琦、安金槐等人。
在當代以前的眾多的探索者中，董作賓是一個佼佼者，這不僅是因他花費的時間長，從20世紀３０年代開始，一直到６０年代他逝世前先後近三十年；同時，其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先後發表有關學術論著近三十篇，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甲骨學上的又一裏程碑著作《殷曆譜》。
董作賓曾深有感觸地談道：“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學界一大疑案，二千餘年以來，異說孔多，懸而不決。並世治史者鹹避而不談，或談而不能有所定，定於一說者即不免有謬誤，實因年代之考定，必將曆術，曆術艱澀，鑽研為苦，而前人論述，各自成說，抉擇非易，無所適從也。”他不僅談到了年代問題的重要，也談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困難，必須具有曆史知識，同時也必須具有天文曆法知識，而天文曆法知識艱澀難懂，不易掌握。
為此，董作賓從殷代的曆法入手開始進行研究，１９３１年發表《卜辭中所見之殷曆》，１９３４年發表《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而後“試作殷商代史料之總清理”，於１９３６年發表《殷商疑年》。
《殷商疑年》是董作賓進行中國古代年代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為完成《殷曆譜》奠定了基礎。他在該文中指出：“甲骨文中，多記月記日之辭，殷之晚年，更記王之幾祀，以幹支比排日之次第，附以某月某年，真可謂研究殷商董作賓在寫作
年曆之絕好材料。有此材料，而不能確證其在古史記載中應為何時——即知其為距今若幹年之某月某日，實為一大憾事！”
20世紀30年代，董作賓在完成《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之後，開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攻克“殷周疑案”難題上，著手編著鴻篇巨製《殷曆譜》。他一方麵堅持參加殷墟發掘和其他工作，一方麵收集資料進行構思。抗戰爆發，史語所輾轉流離更激發了他的民族意識，堅定了他攻克疑案難題的信心，無論在哪裏在怎樣困苦惡劣的環境裏，他都從未放棄。
消息傳來，史語所同仁議論紛紛，不少人佩服他的勇氣，但也有人存在疑問，選題龐大，無所借鑒，資料匱缺，談何容易。對董作賓深有了解的傅斯年一方麵對董作賓的決斷和信心深信不疑，但也有所擔心顧忌，這畢竟是前無古人的巨大工程。傅斯年提醒董作賓說：“泛舟靜湖之上，舟之修短可量也，其中布列可定也。若其在水何度，則不易得其確數。蓋殷商之際，紛然淆亂，烏知其辨？”並常常發問一些難題，如殷商持續了多少年，如何區分商殷、殷周之界限？殷高宗在位一般史書上記載為五十九年，漢石經記載是一百年，應當采用哪一家的說法？目的是拓寬他的思路，幫他把問題考慮得更周全縝密，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
在李莊板栗坳是最後完成《殷曆譜》的關鍵時期，董作賓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常常通宵達旦伏案思考披覽、抄寫臨摹，有時候會突然拉著同仁們高興地說：“我算出了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個恒氣的夏至，與這一片所記密合。”“帝辛征東夷時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醜這一天，從‘亳’往‘鴻’，當晚就到了，這天是儒略周日的第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二百四十日。”同仁陳槃回憶說：彥老的精神，向來比我們好……真是“龍馬精神”（我們常常這樣評論他），他一邊處理所務，一邊做研究工作，回到家裏還要照顧小孩。晚上小孩子都睡著了，跟著，他的研究工作又開始了。這樣直到更深人靜。一部幾十萬言的《殷曆譜》，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的產品。１９４３年冬，董作賓等資助的在雲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的國立藝專學生李霖燦回到李莊，董作賓安排他住在自己的書房，他根據親自所見記述道：彥老和胡適之傅孟真先生等都是“夙夜匪懈”型的書生，他們的生活方式是白天“辦公”夜間“幹活”，幹活專指讀書研究……一夜我於午夜兩點鍾醒了，彥老的書桌上一盞明燈照人。那時我國抗戰已進入最艱苦的階段，物質條件到了不可忍堪的境地，而我國的學人卻一個個努力不輟士氣如虹，許許多多大著作都完成於這段時光，彥老的《殷曆譜》便是這群山脈中的一座高峰。為了緩解董作賓緊張工作的壓力，使其有一個暫時歇息的機會，傅斯年常常讓人找一些問題與董作賓開展辯論，或者自己直接與人進行激烈辯論。在板栗坳人們常常會看到，傅斯年滿頭大汗使勁地扇著一把芭蕉扇，麵紅耳赤和人爭論，同仁們則圍了一圈觀戰評判，這時董作賓也高興地在一旁指手畫腳。多少年後，傅斯年才道出了原委，他在《殷曆譜》序言中說：“吾見彥堂積年治此，獨行踽踽，倍感孤詣之苦。故常強朋友而說之焉，朋友知此，亦常無意而強與之辯，以破寂焉。吾亦偶預此列，則故反其說，說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為樂也。”由此可見傅斯年用心之良苦，董作賓著述之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