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完成的第一次試掘殷墟的報告和所附錄的《新獲卜辭寫本》及“後記”，不但體裁極為扼要（全文中可以說沒有一句廢話），最後所提出的問題：“今所見之甲骨文字，是否僅為武乙至帝乙之卜辭，而無商代上世之遺物？如其無之，則殷墟以外，其它圮於河患而遷徙之都邑，是否可有同樣卜辭之存在？”為我在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
。毋庸置疑，未受過近代考古學正規訓練的人，在開始從事田野發掘工作時，難免會存在著一些疏漏，形成一些錯誤的判斷。根據甲骨在小屯地下分布淩亂，同時在地層中常常發現有密集的如波浪形的凹窩，董作賓判斷“其為漂流淤積所致”，“其零亂參差，乃水流衝散之故”，“其采得較多處，乃在水流之漩渦，並非原置骨處”。這種凹窩實際上是建築基址夯築的痕跡，但限於認識的局限，他提出了不符合實際的“殷墟漂沒說”。董作賓晚年曾回憶說：“殷墟地下的情況，在開始發掘之初大家都感到很茫然。例如第一次試掘，我曾提出甲骨文字在地下情況是‘因河患而漂流衝擊’的問題。直到第四次發掘，才把這個錯誤觀念改正過來。第二次第三次，大家在朝著這一方麵想，因而張蔚然君有《殷墟地層研究》一文發表，他沿著我的錯誤而得到了‘殷墟文化層是由於一個河流四次大水淤積而成’的結論。”
此次發掘對於殷墟出土的其他遺物如陶片、人骨等，也沒注意收集。後來參加殷墟發掘的夏鼐在為《安陽殷墟頭骨研究》一書作序時也曾講道：我在１９３５年參加殷墟發掘時，還聽說過一個關於董作賓１９２８年主持初次發掘時挖到和尚墳的故事。書齋中出來的董作賓，從來沒有看見過出土的骷髏頭，隻從筆記小說中知道死人身上的頭發是最不易腐爛的。所以，他們發掘到一座時代不明的古墓時，便認為頭上無發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髏頭猙獰可怕，所以仍被埋起來。到了李濟、梁思永主持發掘時，才注意到人骨標本的采集，並用科學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盡管第一次殷墟科學發掘存在著上述問題，但仍有著重要意義，它開始扭轉了甲骨文的厄運，喚醒了沉睡三千年的殷墟，揭開了殷墟科學發掘的序幕，標誌著中國近代考古學開始誕生。董作賓提出的“據挖掘之經驗，覺殷墟之蘊藏，確為一尚待猜想之大謎。村人過去之事實，及出土甲骨之處，多已為吾人偵得，則此後另作計劃而大舉發掘之，此亦足資考鏡”，為以後大規模的發掘奠定了基礎。同時，董作賓了解到殷墟“範圍之大，就所知者而言，已自河畔直達村中，一裏之內，皆殷墟遺物所在之地也”。
首次發掘即獲得大量的甲骨驗證了董作賓在《殷墟甲骨調查報告發掘計劃書》中的“甲骨挖掘未盡”的斷言。對於甲骨學來說，更具有重大意義：第一，科學的發掘證明了甲骨文的真實性。在殷墟科學發掘以前，從嚴格科學意義上來，講甲骨文的真實性還是假定的，學術界始終有一部分人懷疑它的真實性。著名學者章炳麟就是代表。曆史學家也以審慎的態度，“不能把它當做頭等的材料看待。”有了殷墟的科學發掘，甲骨文材料的真實性得以證明。至此“就是最善疑古的史學家，也不敢抹殺這批材料”。章炳麟的門生傳出，晚年的章老先生曾閉門偷讀甲骨文，也開始改變自己的認識了。第二，甲骨文雖是真實的文字，由於造假的盛行，傳世的甲骨文真假難辨，就是有經驗的收藏家也往往上當受騙。殷墟科學發掘甲骨文資料，可以作為辨別真偽的標準，偽造的甲骨文就容易被識別出來。第三，科學發掘出土的甲骨文，為同時出土的青銅器、陶瓷器、玉石器、骨蚌器等遺物“建立了一個堅強的據點，由此科研把那豐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遺存排出一個有時間先後秩序與行列”。
曆史語言研究所充分肯定了董作賓的工作，並將殷墟發掘定為長期的工作任務，並為及時報道反映殷墟發掘的成果，創辦了《安陽發掘報告》。董作賓的《報告書》和《新獲卜辭寫本》都發表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出版的《安陽發掘報告》創刊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