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怎樣認識烏龜：第三次安陽發掘得一完整龜甲，請古生物學家秉誌氏檢定並命名為安陽田龜，為一特有龜種，與希臘田龜相似。第十三次發掘得武丁時的大龜腹甲，長達四十四厘米，寬三十五厘米，經古生物學家伍獻文氏據葛來氏大英博物館龜類誌考得今馬來西亞有此種。看來商代卜龜用的甲，還都是南方方國進貢來的海貨。
（二） 登封周公測影台的調查研究：這是蔣介石在1936年所要求的差事，維修國家古物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責無旁貸。先父擔其重任，與天文研究所的天文學家高平子、王顯廷、餘青鬆，中國營造學社專任研究員建築學家劉敦楨、楊廷寶等人密切合作，共同圓滿了斷此事。
（三） 祿豐恐龍的頭骨：1939年楊鍾健先生約父親和李霖燦等人去到昆明地質研究所去看新發掘的恐龍頭。先父對此很感興趣，據李霖燦叔叔回憶說：楊鍾健老笑臉迎人，彥老第一句話就是：快把您的頭拿來我們見識見識！話指的是化石恐龍的頭；要見它還真的不容易呢！原來這是寶貝，卞美年先生給我說恐龍頭是一種佳肴的吧，化石大半隻有軀尾遺留下來，頭給吃掉去啦！這回我一發掘到頭部末端，一看還有化石根痕存在，幹脆就把一塊岩石全部割下運回所中，因為頭腦最重要。這還用說嗎？楊鍾健老打開一個保險櫃，極鄭重的再打開一個匣子，這才是龍頭的化石。大家和我的感受十分相似，頭如此小，尾大不掉，不知道何以如此不配？談著談著，彥老又動了曆史之癖，請問這隻怪物高壽如何？大約三億六千萬年以前吧！鍾老如此回答。（不過我得悄悄聲明，我是學藝術的，對數目字最差勁，容易有誤）。——不過我聽別人說，好像隻有三億五千五百萬年，彥老也提出他的道聽途說。
鍾老哈哈一笑：那沒有什麼關係，在我們學地質的人來看曆史，上下差個三四百萬年，根本不算什麼一回事兒。
這一回，該輪到彥老吃驚了，隻見他瞪大了眼，張了口，很費了一點力氣，才說出了這麼一句話：真慷慨，一送就是兩百萬年！這怎樣可以？我們學曆史的，以殷商史為例吧，差一年，一月，甚至於一個時辰，都必須壓轍合縫，怎樣可以大大方方的一差就是一兩百萬年？
（四） 天文曆法之計算：父親作《殷曆譜》的時候，需要大量的計算，計算是一門很傷腦筋的學問，就依靠群策群力，正如石璋如伯伯所回憶：“當時沒有電腦，董先生又不慣使用計算機（手搖機械式的），憑著筆算或算盤來計算一切。說實在的，當初董先生對於天算並不內行，他常和天文所的李鳴鍾、陳遵溈先生研究計算的方式，方式確定了，除了他自己日夜計算外，並常常抓住晚輩的同仁替他演算……為了減少錯誤，每一算題往往計算三遍到五遍，數字多到二十多位，常常會把腦子弄糊塗，因為大家都替他演算，董先生自己常常說笑話，我們（曆史語言研究所）成了數學研究所了……”
（五） 發揮團隊精神，承先啟後，提攜後進，壯大考古學術隊伍
安陽發掘工作的行政支持者是蔡元培，傅斯年，而實際田野工作者有董作賓、郭寶鈞、李濟之、梁思永等主持者和實際參加田野工作的以年歲長幼排名的“殷墟十大兄弟”。“十大兄弟”他們從1928年起先後參加殷墟發掘工作，到1935年殷墟洹北侯家莊王陵大墓發掘時齊全，成為殷墟發掘的骨幹。到1937年流亡到長沙解散，然後各奔東西。他們是老大李景聃，老二石璋如，老三李光宇，老四劉燿，老五尹煥章，老六祁延霈，老七胡厚宣，老八王湘，老九高去尋，老十潘愨。另外還有吳金鼎、夏鼐、向達等以及史語所考古組的技工魏善臣等人。大家在田野考古中，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形成了一個堅強的團隊，建立了吃苦耐勞、通力合作的團隊精神。雖然流亡到長沙，因為當時具體困難，前程茫然而分散，但形勢稍事穩定後即召之而來，重新集中。這些人後來多成為海峽兩岸中國考古工作的核心力量，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發展貢獻了力量，在近代學術史上放射出耀眼的光輝。
00這支團隊人員，在長期的工作中多有兄弟之誼，師生之情，為中國考古學建立了承先啟後的體係。另外值得一提的兩位重要人物是傅斯年和郭沫若，從史語所成立傅斯年一直都是史語所的負責人，對考古組的工作，對殷墟的發掘，他不遺餘力，全力支持，與先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傅斯年選拔成績優秀的學生進入史語所，根據其所長讓其從事各方麵的研究，成為年輕後進的良師益友。而這些青年多能不負所望，終其一生獻身學術研究，且能自成一家。
郭沫若是老一輩甲骨學者的良師益友，他不僅自己絕頂聰明，短期內就掌握了甲骨文，並大力推而廣之，為我國甲骨學研究隊伍的團結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自從他開始研究甲骨文，就和先父建立了友誼，並一直保持這種友誼。他在重慶寫給父親的絕句：“卜辭屢載征屍方，帝乙帝辛費考量。萬蟕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成為甲骨學史上名章。郭沫若是先父的朋友，也是史語所的朋友。1946年夏天他到南京訪問史語所，對史語所作了很高的評價。
（六） 整合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推進學術研究的深入和普及
傅斯年先生早在1928年就指出中國考古學的新方向：“西洋人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要把曆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誌！……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隻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在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從事安陽小屯殷墟田野考古工作以前，北平學術界曾在河南及其他地方嚐試過好多次發掘工作，但是都失敗了，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地方人士的強烈反對。所以民國十七到十九年（1928—1930年）前後這一時期，史語所麵臨最困難的問題，就是說服地方的合作。當時河南省各界的人士都普遍認為安陽地下所藏的古董，為河南省的財產。他們對於這一工作的意義似乎沒有任何了解，總以為中央研究院所派的人，與一般的古董販子一樣隻是挖寶而設障阻擾，所以殷墟發掘工作並非一帆風順，而一度中斷。先父和李濟先生感到事態的嚴重，一方麵報告傅斯年，請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先生）轉呈國民政府，又親自到開封與河南的教育界領導階層交換意見，並將考古學與研究古史之重要關係加以詳細說明。得到他們的諒解後，得以複工。
這一時期，父親在南京成賢街舉辦的河南安陽殷墟出土文物展覽，在河南大學所做的安陽殷墟發掘與甲骨文報告，以及後來在四川李莊舉辦的中央研究院建院十三周年曆史語言研究所文物展覽，1942年在重慶參加第三界全國美術展覽會等，都是很好的科學普及並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傅斯年在抗戰時由重慶回到李莊養病，卻忙著督促指導各部分的研究工作，審核論文，編印集刊，編成了五大冊六十萬字的集刊。
新中國建立以後，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千方百計盡收甲骨文資料，更是整合政府和社會的力量，推進學術研究的深入的典範。
（七） 真正的愛國者
愛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甲骨學的開山祖師王懿榮，就是一位臨危受命，“義不苟生”，以身殉國的偉大愛國者。而劉鶚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開糧倉以救饑民於危難，後反被誣而流放新疆，客死西域，何其壯哉。羅振玉雖被傅斯年罵為“老賊”，但平心而論，以他的個人人生經曆，加以當時的亂局，也算是忠於自己信仰之士。王國維的憂亂世而投昆明湖……其後近百年來鞠躬盡瘁的學者們為學術研究而獻身的努力和精神，共同建立了中國考古學的金字塔，輝煌的成就光耀全球。
最近一位朋友，在瀏覽諸家的著述後告訴我，他發現這些學者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真正的愛國者。我說不錯，他們都熱愛源遠流長，千秋萬世的偉大中國！
2009年夏於台北羅斯福路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