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發現，深受何享健影響的王董事長有一種植入骨髓的“何享健思維方式”，我回答他說：“這樣也不行，有風險，萬一你的職業經理人在品德或能力方麵有問題，你又完全甩手不管，企業就可能倒閉破產。”
王董事長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風險，如果企業真的是因為我放權而倒閉，那我也認了，走職業經理人道路就要有一種撞斷南牆不回頭的敢死隊精神，如果因此企業倒閉，就讓它倒閉算了。其實，我已經想明白了，老板幹預企業事務的風險反而比老板根本不管企業的風險更大。”聽完這句話，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真有什麼能夠讓我感動的話，那就是王董事長的這句話。由此可見，少部分中國企業家已經有了引入現代企業高層權力架構的意識了。孫中山說，“知難行易”，中國企業家隻要有了“知”，“行”則隻是一個時間問題。
正是因為何享健和王董事長兩位中國企業家走職業經理製道路的這種“何享健精神”，才讓我堅定了“中國企業有可能超越世界企業曆史發展階段和規律，有可能用三十年內就走完西方企業走了一百年的高層管理職業化道路”的決心，才下定決心完成這部書。世事難料，如果時光倒退三十年，1980年時世界上恐怕無一人會相信中國GDP會在三十年後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就連中國人本身也不相信，但是，2010年中國就偏偏做到了這一點。
中國企業家的錯誤就在於有一種對企業的強烈控製欲，而更大的錯誤在於不知道這種原始、自然、本能、頑固控製欲對企業的巨大傷害。一旦中國企業家明白了這種控製欲的危害性，並有50%以上的人像何享健、王董事長那樣堅決放棄對企業的控製權，那麼，下一個三十年後的2040年，GDP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就一定是美國。
如果說企業的生產係統創新相當於國有企業改製、財務管理革新相當於政府金融體係改革的話，那麼，企業高層權力架構改革就相當於國家政治體製改革。最敏感、最複雜、最危險、最困難的改革是政治體製改革，而對國家民族發展最具有決定作用的也正是政治體製改革，對企業來說更是如此。因此，中國企業成功的關鍵就在於重塑企業“高層權力架構”，而重塑“高層權力架構”的關健在於確立一種“何享健思維方式”與“何享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