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國際上關於中國研發效率的研究基本上還是集中體現在Jefferson教授的團隊工作中（Jefferson等，2003；Hu，2001；Hu and Jefferson，2004）。
但是正如前麵所指出的，他們並沒有專門將民營企業作為單獨研究的對象，而且他們的大中型工業企業數據對民營企業研究課題來說也存在樣本選擇的偏誤。
在國內僅有的研究R&；D效率的經濟學文獻中，許斌（2006）利用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發現，民營企業的R&；D效率比較低，但是從R&；D中獲得的收益卻非常高。對於這一“悖論”，許斌觀察到“在樣本中外資企業的研發比率是民營企業的三倍”，由此他認為可能的解釋是“民營企業更有效地吸收了外資企業研發的溢出效益”，遺憾的是他並沒有提供關於這一解釋的直接或間接的證據。吳延兵（2006a）運用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行業的麵板數據，在測算R&；D資本存量的基礎上，通過構建知識生產函數模型，研究了知識生產的性質及其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國有產權對知識生產效率具有負效應。
在另一項研究中，吳延兵（2006b）通過把R&；D投入納入生產函數，估計了製造業R&；D對TFP的影響，結果仍然證實了國有產權對TFP的阻礙作用。與吳延兵的方法不同，張海洋（2005）將R&；D作為TFP的一部分納入生產函數，通過區分R&；D的創新能力和吸收能力，進而研究發現，在控製自主R&；D的情況下，外資活動對內資工業部門生產率提高沒有顯著影響，主要原因是內資部門較低的R&；D吸收能力抑製了生產率的增長；外資活動產生的負向競爭效應抑製了內資部門技術效率的增長；R&；D和外資活動都推動了內資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但來源分別為R&；D創新能力和正向競爭效應，而不是技術擴散。在這裏，張海洋區分自主創新與吸收能力的方法值得借鑒。
三、FDI、技術溢出與生產率
經濟學家早就注意到外資企業的活動可能通過技術溢出、商業往來、人員流動以及提高競爭程度等途徑而產生外部性。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外資企業的技術和管理優勢，這種外部性可能是正的，從而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可能從中受益。單純關於FDI溢出的理論和經驗研究文獻已經有相當的積累，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獻的研究對象是相對發達的國家。
盡管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使用發展中國家的數據來檢驗FDI的溢出，但其所得到的結論仍然是相當混雜的，這裏不再贅述。這裏需要關心的問題是，排除數據質量和估計方法的技術性因素，這些研究是否忽略了發展中國家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獨特性？更具體地講，經典的研究似乎更注重FDI溢出的“供給麵”，即溢出效應本身是否存在；而較少關注溢出的“需求麵”，即從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內部探究吸收溢出的條件是否也影響到溢出的結果。
最近，部分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關注這一狀況。事實上在國外的經驗研究中，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Kokko（1994）和Kokko等（1996）就已經利用烏拉圭的製造業企業數據注意到與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會反向地影響到內資企業對FDI溢出的吸收，即技術差距過大會阻礙溢出；但是Sjoholm（1999）利用印度尼西亞的製造業企業數據卻得到了相反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