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金庸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與祖國生活環境差異很大的殖民地區的香港人，能有這種風懷傲骨，實屬不易。這可能與金庸早年日本侵華時顛沛流離的生活經曆有關。
2、金庸與台灣國民黨的交往
1973年春天，應國民黨的邀請，金庸以《明報》記者的身份去了台灣，並與蔣經國、嚴家淦等政要見麵。
在與蔣經國等台灣政要的會談中，金庸提出了很多關於兩岸關係的問題，如“台北當局對北京和談呼籲作什麼反應？”，蔣經國很誠懇的給予了回答，並且堅決否認了“台灣獨立”的可能性。蔣甚至客氣地請金庸給台灣提些批評，金庸說“聽說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麵，事無巨細，都要蔣先生親自決定，我以為你應當掌握政策，一般實際事務交由部屬分層負責。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應當職權分明，同時你也可節省些體力。”蔣經國微笑沉思片刻對金庸說：“你的意見很對。”與主管經濟的“副總統”嚴家淦會麵時，給金庸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他的平易近人，而是隻談缺點，不談優點。⑦
筆者認為，金庸與國民黨當局的交往是理性的，客觀的，有褒有貶，同時也表現了很大的誠意。盡管金庸經常在《明報》發表社論批評台灣的種種政策，但是還是對台灣社會提出了很多建言，金庸希望兩岸和平統一，和蔣經國等台海政治要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
3、金庸與共產黨的交往
在金庸投身香港報業的初期，金庸對中共的態度是迷茫的，甚至是偏激的。《明報》素來以大膽、大量報道中國問題著稱，因此在黨內是很多領導人必看的報紙之一。
“我一直很欽佩他的風骨，這樣剛強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俠小說中描寫的英雄人物。”可以說金庸對鄧小平仰慕已久，而鄧小平對金庸也是十分欣賞的。很早以前，鄧小平就已經留意到這個不人雲亦雲、看風使舵的報人，十分欣賞他的深邃理論和獨到見解。改革開放後，金庸不斷在《明報》上撰文支持改革開放，稱讚鄧小平安排務實派執掌黨政大權，並且力擁其當國家主席。從某種意思上說，金庸是鄧小平誌同道合的“知音”。1981年，鄧小平與金庸的初次會麵開始了。當時，北京正是一年中最為炎熱的夏季，金庸為了尊重鄧小平，特別穿上會客時才穿的筆挺西裝。而鄧小平則穿著雪白的短袖上衣，他見金庸這樣拘謹，便示意他可以隨便，於是在合影之後金庸便脫去了西裝外套。他們就像一對久違的老朋友。金庸在聽鄧小平介紹“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國內情況時，不禁想起“文革”中的動亂歲月，同時也想起當年他在香港《明報》多次發表社評抨擊過的極左政策，撥亂反正以後的中共政策確與從前不可同日而語了。金庸對此深受鼓舞。他當時向鄧小平表示：“現在的政策和工作，‘文革’和‘四人幫’時期固然萬萬不能相比，比之‘文革’以前，各方麵也開明得多。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改革，希望長期堅持下去。”⑧
金庸在第一次訪問大陸的時候，與多位共產黨人會麵，其中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承誌是最關鍵的人物。廖承誌對金庸說：“査先生的社評寫的不錯，時常有些獨特的見解，不過有些觀點，我們並不認同。”金庸回應說：“是的，大家的看法並不盡相同。”同時他也盡量的解釋自己的辦報方針和宗旨，以求共識。⑨
筆者認為，文革時期，金庸對中國問題非常關注，很多社評及其犀利，對中共的批評也是不留情麵，在海內外都曾引起強烈反響，《明報》也因為這些大膽的社論而成為了香港一流大報。後來，由於改革開放等新政策的出台，金庸改變了對中共的看法，開始報道內地的正麵新聞，這些改變也改變了中共對金庸及《明報》的看法。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接觸中，金庸這個長期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也開始慢慢深入的了解內地，其本人及《明報》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