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縱橫
作者：張萌 餘芬芬
【摘要】張季鸞與邵飄萍同是民國時期的著名報人，但二人的人生命運卻是如此不同：張季鸞同時受到國共雙方領導人的高度評價，而邵飄萍卻英年早逝於軍閥的屠刀之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除了動亂的社會因素外，還有不同的性格為人、人際關係和辦報思想等因素。
【關鍵詞】張季鸞 邵飄萍 人生命運
一、張季鸞與邵飄萍的生平簡介
張季鸞，1911年從日本留學歸國，應於右任邀請，出任《民立報》編輯，開始報人生涯。1926年9 月，他出任“新記”《大公報》總編輯兼副總經理，負責編輯、言論工作，使《大公報》很快成為全國新聞行業非常有影響力的報紙。1941 年9 月6 日，因病在重慶逝世。9月26日，《大公報》社暨中國新聞學會和重慶各報聯合會舉行公祭張季鸞大會，蔣介石親率孔祥熙、宋子文、張群、張治中、於右任、陳布雷等人前往吊唁。中共方麵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人也前往吊唁。張的靈堂布滿鮮花挽聯，各界前往吊唁者從清晨至夜晚，達數千人，素車白馬，極盡哀榮。
邵飄萍，清末著名改良派報人杭辛齋的學生。他的一生是和新聞事業相終始的。除了早年作過短時期的中學教員外，從1905年起，他就一直從事新聞工作，先後擔任過杭州《漢民日報》、上海《申報》、《時報》、《時事新報》等報的編輯、主筆、記者、特派記者，創辦過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通訊社“新聞編譯社”，又在北京創辦了著名的《京報》，自任社長。1926年4月24日，犧牲在軍閥的屠刀之下。
張季鸞與邵飄萍同為民國時期的著名報人，他們各自主辦的報紙也都對社會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對比他們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邵飄萍被軍閥殺害，英年早逝。他殉難時，北京彌漫著一片肅殺之氣，風聲鶴唳，他的家屬、新聞界的同行都不敢出麵為他收屍、下葬，挺身而出的是幾個戲曲界的朋友。而張季鸞卻能同時得到國共兩黨領導人極高的評價，蔣介石在他病逝後題寫挽聯：“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嗟永決，四海同悲。”周恩來也在挽聯中高度評價張季鸞：“忠於所事，不屈不撓，三十年筆墨生涯，樹立起報人模範。”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命運差異的原因，除了一部分偶然因素外，還有許多必然因素。
二、不同命運之原因分析
1、性格為人的比較
首先，張季鸞曾自述其基本人生觀為：“報恩主義：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這從他對待國家、對待身邊人的態度便可略見一斑。作為報人的張季鸞，一貫認為報紙如果隻是客觀地報道新聞，隻能算“無負社會”。因而必須充分發揮報紙評論的重要作用，勇於對國家大事表達獨立的見解，隻有這樣，報紙才能盡到“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他主持《大公報》時一直倡導的“國家中心論”，足以見其對國家之責任心。
其次，張季鸞並無走仕途之意。1925年，由時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好友胡景翼推薦，獲任隴海鐵路會辦，這是當時數得上的肥缺。但是，他上任不到一個月，就拂袖而去，說：“不幹這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第三，張季鸞為人豪爽仗義，並且慷慨大方。如戰時重慶，一度流行白喉症，特效藥針劑奇貴，一般病家無力承擔。他趁去香港的機會，自費買了幾箱針劑帶回陪都，捐贈給醫院。
邵飄萍是新聞全才，對采訪更是無與倫比的天才，這一點隻有黃遠生可以和他相提並論，連報業巨人胡政之、張季鸞都自歎不如。但邵飄萍不是完人，不是沒有缺點的。他有才子的瀟灑，有講排場、講究享受的一麵，生活消費水準很高，為了維持《京報》和他自己的開銷，他也接受過包括北洋政府、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的津貼、贈款。當時共產黨刊物《政治生活》也對邵飄萍的職業操守頗有微詞，“邵君晚近言論的確趨於進步的。有時也發表接近民意的文字，自然我們不能證明邵君發表此種文字時的動機若何……”；“根據北京各報所載，邵君向無定見，以金錢為轉移，致遭各方毒恨，最近以宣傳赤化嫌疑被奉軍槍斃。如此記來，似邵君素行乏檢，最近又犯軍閥，真是罪有應得，死得活該。”因此，可以看出邵飄萍在私生活上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人的肯定。
2、人際關係的比較
在張季鸞的人際交往中，有一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蔣介石。張季鸞與蔣介石，可謂是不罵不相識。張季鸞因為兩次痛罵蔣介石，給對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當時，張季鸞以《黨禍》為題寫了一篇言詞犀利的社論。第二次是1927年12月2日，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的第二天，張季鸞專門寫了篇社論——《蔣介石的人生觀》。張季鸞的社論，文采飛揚，亦莊亦諧，極盡諷刺之能事。按說蔣介石兩次被罵，心裏應該不痛快才是，但是1928年張季鸞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時，蔣介石不但沒有為難他，還不記前嫌，“悅然麵悟”，並在後半生中一直與他保持著友好的私人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