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南京大學隊在同台灣大學隊的比賽中，當台灣大學隊提到全世界軍費開支連年增加，1945年以來每天有12場戰爭在進行的時候，南京大學隊立即援引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具有權威性的調查報告，強調1988年全世界軍事費用就降低了2%，強調20世紀60年代總共爆發了約30次戰爭，而80年代總共隻爆發不到10次，以此說明緩和的趨勢。
其次是對方不同辯手的言論相互發生了矛盾。這時應當馬上挑明對手自相矛盾、邏輯混亂。如南京大學隊在同新加坡工藝學院隊辯論時，對方一方麵把“經濟聯盟”嚴格定義為最高形式的經濟一體化，即各成員國相互取消關稅，自由流動各種生產要素，統一貨幣，協調並統一外貿、財政、經濟和社會政策，從而不承認世界上有任何經濟聯盟；另一方麵又把歐共體之類的組織當作經濟聯盟來評論。南大隊緊緊抓住對手的這一自相矛盾之處猛攻，終使對手陣腳大亂。
最後是對方的論述與他們應持的立場發生了矛盾。這時可以“真誠”地感謝對方幫助論證了本方的觀點。
反駁的藝術
反駁是辯論製勝的關鍵，也是辯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藝術魅力往往能給人一種絕佳的享受。
1990年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會，南京大學對澳門東亞大學隊，賽題是：“儒家思想是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推動因素”。
南京大學隊持反方，也就是要說明儒家思想不是主要推動因素。針對這場比賽，南京大學隊設計了一個令對手頭痛的問題：
“儒家思想在東亞存在了幾千年，為什麼偏偏到了近二三十年才推動經濟的快速成長呢？”
這是他們掌握了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成長的許多資料後反駁對方的一個綱領性問題，目的自然是要說明儒家思想不是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成長的重要推動因素，從而使澳門東亞大學隊的反駁無立足之地。此外南京大學隊在這場比賽中還設置了如下問題供對方回答，並以此反駁，如“新加坡20世紀60年代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七八十年代又提倡高科技產業發展，請問儒家思想到底主張發展哪種行業？”“四小龍中有的注重政府幹預經濟生活，如韓國、新加坡；有的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如中國香港，請問儒家思想是提倡自由放任政策呢，還是政府幹預？”接著南京大學隊在講了新加坡1985年經濟衰退後召開了一千多位學者參加的“經濟對策討論會”後，馬上幽默地反駁道：“如果儒家思想真有對方所說的功效，那麼他們召開的不就應該是儒家思想研討會了嗎？”在指出了四小龍都奉行著“出口導向戰略”時，連帶著反駁道：“如果儒家思想能夠推動經濟的快速成長，那麼其他國家隻要多進口幾本《論語》、《孟子》，保證人手一冊，經濟快速成長不就十拿九穩、萬事大吉了嗎？”
而當對方指出“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和齊家雖然不能推動經濟增長，可是它也有治國、平天下的思想啊！”南京大學隊則反駁：“還是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儒家所謂的天下大治吧，按照孔子的說法，無非是行周代的禮法，乘商代的車子，戴夏代的帽子，再來上一段堯舜時期的歌舞，這怎麼能帶來經濟快速增長呢？”一陣掌聲過後，南京大學隊又說：“據我們所知，新加坡用的是公元曆法，愛乘的是奔馳和三菱牌轎車，並沒有戴帽子的習慣，這怎麼能說是儒家的天下大治呢？”一席話博得了台下一片掌聲和笑聲。南京大學隊的設問、反問、追問，形成的反駁，如“排炮攻擊”之勢，可以說每一個小層次的結束處，都發出一發“反駁”的炮彈。因此評委稱讚有“排山倒海之勢”。
如何巧妙提問
提問直接構成了辯論的過程，無論有疑而問，還是無疑而問，或者明知故問，都是為了通過“問”達到論辯的目的。這個目的或“問”本身就是對對方的反駁，或是為進一步去駁倒對方掃除障礙。因此，“問”本身就是論辯的一種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