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還有一種理論認為，女性相對於男性而言，性格更加溫順，更容易服從命令和接受任務，所以，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的模仿能力更強，語言的接受能力和應用能力更有效；在受到表揚時，能夠產生更多的愉悅感，提高了語言學習的積極性。這種理論是基於前蘇聯巴甫洛夫的“刺激理論”在語言習得的應用。但是，“刺激理論”是建立在忽略實驗對象性別的基礎上，生物對外部刺激產生的不同反應受到各種外部和內部條件的製約，同樣也就無法解釋人類在進入生理發育成熟後，外部刺激減少時，女性的表現依然好於男性。
海德格爾的“前結構”理論
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1889.09. -1976.05.）德國哲學家，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在理解認知方麵提出“前結構（Precontext）”理論，認為人對外部事物的理解基礎是“先行，先見，先知”。隻有認知主體具備了對客體的先覺知識儲備，對客體理解過程才能避免出現“貶值性誤置”。由此第一次明確提出“前結構”對於理解的重要意義，海德格爾從哲學的角度提出了目的性語言習得的先決條件。
語言學習模式分為無意識和有意識習得二類，前者廣泛指初生嬰兒，學齡前兒童等對已知世界認知較少，幾乎完全無意識的語言習得模式；而後者的語言習得過程往往與已經獲得的對世界的認知有關，並且常常受製於語言習得者對世界的認知範圍和程度（Dan Sperber，Deirdre Wilson 1995）。很明顯，我國的大學英語教學過程出現的語言習得性別差異是與語言習得者預先儲備的認知不同有關。這也能夠很好地解釋女性在學習的初級階段表現要優於男性。
從生理學角度來說，女性的啟蒙和發育時間要早於男性，她們對世界的認知相應地也要早於男性。當各種信息進入人類思維器官時，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認知材料（先覺知識）的女性能夠比男性更好地理解，分析，判斷。在此階段，無論是在口語交流，還是在語言測試時，女性的表現遠遠好於男性。但是，也恰恰是性別的特殊性也束縛了女性在隨後的成長過程中進一步強化和增加對世界的認知深度和廣度，比較而言，男性在此時對世界的認知卻處於一個高速發展的階段。進入青春期後，社會傳統習俗和自身的性別差異使不同性別之間產生了對認知截然不同的結果。國外的一項測試有力地證明了這種偏差產生的原因：在對一組由青少年構成的研究中，調查人員要求處於發育階段或即將進入青春期的隨機實驗對象挑選自己喜愛的公共場所。女性挑選的是幼兒園，學校，餐廳，醫院和超市；而男性更多地選擇火車站，汽車站，警察局和消防局。該實驗證明：在人類進入發育成熟期時，男性對世界的認知渴望程度要遠遠大於女性。選擇火車站和汽車站表明了男性對周圍及更遠的未知領域的好奇。對女性而言，醫院和學校則意味著安全和受到保護。不難發現，進入青春期後，男性對世界的認知將會優於女性。海德格爾的“前結構”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語言學習的不同階段（無意識模仿和有意識創新），二性不同的表現。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女性在語言習得的初期表現要好於男性；而大多數語言大家卻為男性，後天對世界的積極認知欲望極大地彌補和促進了男性的認知構建。
奧素貝爾（ Ausubel 1968：VI）， 當代認知心理學者，高度評價預知識的作用。“如果使所有的教育心理形成一個原則，那就是：影響學習過程最重要的就是學習者已經學到的知識。”無獨有偶，弗萊艾爾（ Freire， 1970） 是這樣描述認知的過程，“從已知到未知的過程中，學習者們最終獲得的是已知的知識”。這些看法與我國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國著名的哲學家金嶽霖教授在其著作《知識論》也曾論述：“在不同的官覺事實中，語言底重要更顯明。沒有語言則官覺者底經驗限製到耳聞目見的範圍之內，或親覺範圍之內”。這更加論證了語言習得過程中，“底經驗”，即：“提前預置的認知”，對語言習得的重要意義。許國璋先生（1999）在評價金嶽霖教授關於語言的哲學論述時，也談到“即是一個詞語的習得，經過多次接觸後變為句法網絡和構詞網絡的一個交點，……受到社會經驗的製約”。所謂社會經驗，就是指對社會的認知。在了解社會的過程中，對社會的認知不斷地積累和完善，使人類能夠更好地了解社會。當外部信息經過人類的感覺器官進入大腦時，預先儲備的知識開始對新的信息進行比對，分析和歸納，例如：即將問世的iphone 6的樣機出現以後，人們無一例外地把新機型和以往的iphone5或iphone5s進行比較，分析差異，實現了對新事物的先決知識。反觀喜歡使用三星係列手機的用戶對蘋果係列的認知就不如前者。所以，先決知識的多少直接影響到認知的準確度。國內外語言學專家和學者充分肯定了知識預先儲備對於語言認知過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