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作為一個獨立個體所應追求的親情、愛情和個人理想一一幻滅後，他對生命的反觀也更為深刻了些。不得不說，在這一點上，他也超越了他所生存的時代。
《臨江仙· 寒柳》一詞是他的一首詠物詞，他對生命的感懷和珍重，從中也可窺得一二：
飛絮飛花何處是，層冰積雪摧殘， 疏疏一樹五更寒， 愛他明月好， 憔悴也相關。最是繁絲搖落後， 轉教人憶春山。裙夢斷續應難， 西風多少恨， 吹不散眉彎。
孱弱淒婉的寒柳，身體遭受著冰雪的寸寸打壓，憔悴地迎風獨立，想到那一身的青翠驟然退去，怎能不教人憐憫惋惜，念及那逝去的春天，逝者如斯乎？納蘭所尋的“春”，亦如斯乎？是了，此時的柳便是冰雪壓身的納蘭，他對那“搖落繁絲”的憐惜與歎惋怎會不傾注全心的熱愛，逝去的當永不複返，而這深深的悲惋和惆悵也不會消散。此時實在該有“柳袋”贈與納蘭，好同黛玉的“葬花囊”一同埋了，雖說納蘭的惜物愛物之情遠不及黛玉的執拗和純粹，可“西風多少恨，吹不散眉彎”置於古今男子行列中，亦可算是極致了，所以，黛玉也似乎理所應當是純粹了的“納蘭”了。
寫物生情，一花一木接有情，而當其筆尖所及的是塞外的雄渾壯闊時，其柔情又將做何處置呢？試看其《浣溪沙》：
冷露無聲夜欲闌， 棲鴉不定朔風寒，生憎畫鼓樓頭急， 不放征人夢裏還。秋澹澹，月彎彎，無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馬相思處， 如隔千山與萬山。
“冷露”、“棲鴉”、“朔風”、“征人”、“秋月”、“千山”這些意象在邊塞詩裏麵是尋常的，稍一串聯便是一幅廣袤、雄渾、慷慨悲壯之景，但是詞人把節奏放了下來，讓朔風不再隻是掀起大漠的威嚴，而是凝固漫長的寒夜，“畫鼓”可惡，不是因為敲響殺戮，而是牽絆住夢中幻歸的離人，“秋澹澹”似閨閣外寧靜安謐的尋常秋夜，“月彎彎”多了些柔美在輕吟呼喚，奈何竟無人舉頭相望，此時有惆悵生，卻不是為大漠曠野，而是內心無盡的柔情，“相思”便是攻破塞外苦寒和險遠的最柔軟的傷口。正因心中從未放下柔情與愛意，正因對生命太多珍重與寄予，所以他的“征人”比“春閨夢裏人”中的“征人”更加沉重，他們應是自由享受生命的主人，而不是被戰爭圈禁的征伐工具。他把邊塞賦予柔情，把平等的關懷賦予與他一樣的征人，又把惆悵留給自己化解。
正如一灣清泉淌過冷峻無聲的大山，當柔軟觸碰剛硬時，他激發出的是別樣的剛柔相合之美，讓他的柔情安放至一個更加無限廣闊的空間，也讓他秉性中似“水”般的“潤澤、柔軟一切”的獨特骨骼得以展現。
三、水之德——誌存高遠，不為世濁；平生所交，芝蘭之士
納蘭從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滋養，當經年累月的含英咀華之後，已然是一位文質彬彬的儒家君子風貌。而其修養與品性的標準，均是儒家所推崇的德行。納蘭身上便承載著這樣的“水德”，“雖“身在高門廣廈，常有山澤魚鳥之思”。對仕途生活的厭倦，對富貴的輕看，對名利的不屑，使他對凡能輕取的身外之物無心一顧，但對求之卻不能長久的愛情，對心與境合的自然和諧狀態，他卻流連向往。”，“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這便是其可貴之處。
納蘭性德在年少時也立誌踐行儒家入世思想，懷著滿腔政治熱情和高度社會責任感、有著遠大抱負和卓越見識。他在《金縷曲》一詞中這樣寫道：“未得長無謂！競須將、銀河親挽，普天一洗。麟閣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歸矣。”詞中洋溢著書生豪氣和少年壯誌，表明了他渴望為國家、民族建功立業的宏偉誌向。為男兒壯誌“赴百仞之穀不疑”，何其勇哉？ 但是皇帝卻全然不顧納蘭的才識和宏願，僅憑自己興致的“天子用嘉”，讓納蘭充當了殿前侍衛。日日走在與理想向左的道路上，眼見的是官場上黑暗險惡，勢利與汙濁，納蘭開始反思青年時期那種追求功名利祿的種種，渴望尋求靈魂的安棲之所，並用衝淡的調子來表現他對人生的淡泊態度，“吾本落拓人，無為自拘束，倜儻寄天地，樊籠非所欲”（《擬古四十首之三十九》），“人生若草露，營營苦奔走；為問身後名，何如一杯酒”（《擬古四十首之二十五》），麵對理想時義無反顧的“勇”是可貴，可當現實與自身高遠的誌向衝突後，這種心靈上的“折返”更是可貴，身在泥淖卻誌存高潔，更是實在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