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經濟學界的大預言家保羅·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來進行解釋。所謂“三元”即：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獨立性，彙率的穩定。克魯格曼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考察了三者的互動關係，得出的結論是，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下，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各國隻能選擇其中兩個對自己有利的目標。簡單舉例說，假使某國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增加），那麼賣出本幣買入美元的套利機會出現，如果政府想保持本幣對美元的彙率的穩定，就必須限製資本的自由流動（自由套利）；否則，套利的結果就是本幣對美元彙率下跌。假如政府既不想限製自由套利，又不願讓本幣貶值，隻能拿外彙儲備幹預市場，賣美元、買本幣，可是如此一來增加的貨幣供給又被回籠，貨幣政策就失效了。42因此說，布雷頓森林體係解體了，並不代表各國就自由了，可以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了。事實上，現在各國的結算和儲備貨幣大部分還是美元，各國彙率的波動還掌握在美國手裏。正所謂“美國總統和高官一席話，就可以改變各國彙率之預期和走勢”。
不過世界各國還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權，在考慮了多種因素（主要是自身實力）之後做出了不同的選擇。當時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實行了浮動彙率，但仍有一部分采取了盯住美元的彙率政策，香港和金融危機之前的東南亞國家就是典型。實行盯住美元的彙率政策的國家仍然有特裏芬難題的困擾，因為它們仍然要累積大量的美元儲備，而美元的貶值趨勢依舊，使得他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好不容易掙來的“家產”不斷縮水。另一方麵，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日子也不好過，浮動彙率體係現在被認為是全球金融動蕩的主要推動力量。研究浮動彙率之害的經濟學者麥金龍提出了一個著名假說，“二戰以來人類經濟史的主要謎團是：1970年之後，各國真實經濟增長普遍放緩。時間上正好與浮動彙率蔓延世界相契合。二者之間難道沒有因果關係？我們以為：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主要根源是貨幣和金融動蕩，浮動彙率則是罪魁禍首。”研究到最後，美國應該依然是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據統計，現在全球80%的儲備資產是美元資產，這極大地拓展了美國的資本市場，進而利用一切金融工具控製了全球的金融資產。至於浮動彙率之害，對於美國來說並沒什麼損失，因為全球70%的貿易都是以美元計價，無須擔心彙率波動影響投資受益。
不可否認的是，布雷頓森林體製雖然在1973年後崩潰，但是布雷頓森林體係對二戰後世界各國、特別是歐洲各國的重建和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由於美元等同於黃金，彌補了國際清償能力的不足；由於有固定的彙率製，保證了經濟的相對穩定的發展。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產生的國際性組織仍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然是國際貨幣領域的重要調整機構；世界銀行仍在幫助發展中國家走一條穩定、可持續和平衡的發展之路；歐洲貨幣聯盟的出現，使布雷頓森林體製中的一些積極因素得以在區域性貨幣領域中再現。
但是，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出發點是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霸權。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其與生俱來的缺陷就暴露了。它的缺陷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大的國家都彌補不了的。從它產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滅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