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聯邦儲備委員會卻麵臨一個尷尬的難題：雖然他有著指導和管理12家聯邦儲備銀行的地位，可是實際上根本沒有實權。而聯邦銀行中許多上層人物也忙於投機，身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A等董事的花旗銀行董事會主席查爾斯·米切爾就是其中之一，股市的結束就意味著他好日子末日的來臨，因此他並不想匆匆結束這一切。
從經濟學角度來講，控製手段有兩種：公開市場業務和再貼現率。但此時這兩種手段都沒有用武之地。聯邦儲備係統可以在公開市場上出售政府債券，把公眾手中準備買普通股的現金放在各儲備銀行的金庫裏，既不會生息也不會造成危害。顯然，要是這樣的策略成功，聯邦儲備係統手中必須有債券可以出售。1928年底，美聯儲剩餘的政府債券庫存隻有2.28億美元。要是把它們全部拋向市場，興許能夠收到一定的效果，可是聯邦儲備委員會不敢采取如此大膽的行動，因為這樣難免會使各聯邦儲備銀行失去大量有收益的資產。1929年的頭幾個月，美聯儲每次隻拋售幾百萬美元的政府債券，效果並不顯著。同時，聯邦儲備委員會為了保持“合理收益”，各聯邦儲備銀行繼續買進承兌票據，這樣商業銀行就能放心的為股市提供更多資金。13而一下子大幅提高再貼現率除了招致公眾的反感外，還會提高一般工商企業、消費者和農民的借款利率，對基本經濟生產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這樣美聯儲即使想抑製股市暴漲，但既得不到支持，又苦於缺乏手段，就像一個無能為力的人，隻能對問題視若無睹，並且掩蓋其麵臨的困境。
當時還出現了另一種情況，為美聯儲的不作為提供了絕妙的借口，即公司和個人資金流入股市問題。1929年期間，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平均每天向短期拆借市場提供6900萬美元的資金；電力債券與股份公司平均每天拆借資金1億美元以上。14少數公司，譬如城市服務公司，甚至出售證券，然後把所得資金貸放到股市上。截至1929年初，這些非銀行來源的貸款數額接近於銀行貸款，後來又大大超過了銀行貸款。美聯儲堅持認為它無法對這方麵的資金供給施加影響。
其實，美聯儲之所以軟弱無力，隻是因為它自己並不願意擔起這份不討好的差事。如果美聯儲當局當真決定有所作為，那麼它們可以采取一些直接有效針對證券市場的措施，比如，要求國會授權自己提高保證金比例以終止保證金交易。或者，連立法都不需要，由某個高層人物對投機者進行“道義勸告”，強烈譴責投機行為，對市場過熱做出警告，幾乎肯定會導致價格下跌，並且使一部分人從虛幻世界回到現實來。可對於那些做事比較謹慎的美聯儲官員來說，口頭通報所帶來的效果是立竿見影但又可怕的，報應也會接踵而至，所以沉默才真正是“金子”。他們關心的不是限製投機，而是如何推卸自己的責任。
哄抬股市的推手
投機的昌盛總需要有人來引導，沒有工業巨頭的推波助瀾，沒有報紙的肆意渲染，沒有銀行家的一次一次托市，挽回人民的信心，普通百姓不會如此瘋狂的把自己的積蓄投入以近似賭博的股市輪盤中。
身為通用汽車公司董事的約翰·拉斯科布在1928年3月23日時發表講話，指出他看好該年度後三個季度的汽車銷售和通用汽車公司參股企業的股票。兩天之後的星期六，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上漲了將近5點，接下來的星期一又漲了7點。期間，通用汽車公司的股價飆升引發了其他股票的交易狂潮。被認為對股票市場推波助瀾的還有通用汽車公司創始人威廉·杜蘭特，費歇爾兄弟和穀物投機商阿瑟·卡藤，他們把自己原來產業資金全都轉移到股市上來。後來，就連一些嚴謹的學者竟也認為是大腕們的聯手行動導致了股市的高漲。
在股市飆升期間，大多數報紙雜誌都以讚美、敬畏的語氣報道股市全麵走高的消息，並且同時看好股市未來的走勢。當然，新聞記者也不會免費為股市造勢。一位叫威廉·麥克馬洪的電台評論員在廣播裏對那些操盤手哄抬的股票做出利好的預期，為此他每星期可以從一個叫戴維·立翁的人那裏領取250美元。立翁先生是皮克拉（Pecora）委員會的成員，專門做這種在適當的時候購買利好評論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