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社會在漢代以後，陷入了滯進狀態。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中國由草昧初開之世以至於今，可分為兩個時期：周以前為一進步時期，周以後為一退步時期”。西漢武帝“獨尊儒術”，實際上是將孔子學說篡改為愚民偽儒，就此開始了借崇儒為名的漫漫兩千年政治專製、精神黑暗時期。特別是宋明理學行世後，南宋以至明清之世每況愈下，自我意識、創新精神競成絕響，幾乎阻斷了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一切通途。虛有其表、腐朽落後的天朝大閣，一旦與蓬勃發展的西方碰撞，頓然一觸即潰；鴉片戰爭後，淪為列強俎上魚肉。
中國古代貨幣製度，除了失敗的元朝紙幣外，不存在什麼明確的本位製度，也沒有主幣副幣之分，往往是金、銀、銅以及紙幣（有時用穀、帛）同時不同程度地行使貨幣的職能，隻不過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各有側重而已。
中國發明了造紙和印刷術，也是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北宋的交子是世界曆史學家公認為第一個官方主辦的真正紙幣，有發行準備（鈔本）、更新周期、防偽措施等一係列保障製度，但北宋和南宋繼行的一係列紙幣體製都一一失敗了。
元朝全麵推行銀本位紙幣體製，盡管製度規範詳備，惡性潰敗有過於前宋。明朝曾雄心勃勃地實施無發行準備的紙幣，不久幾成廢紙，半途而廢。
清政府不僅無力經營自己的紙幣，連傳統的金屬貨幣體製也一直抱殘守缺，停留在成色、規格混亂的銀兩交易，以及兩千年不變的“天圓地方”通寶製銅錢水平上。結果是，外國銀行的強勢貨幣，包括優良銀幣和新潮紙幣攻占了市場，“中國的幣製”成了“錯出而無統”，“任何一個重要的國家裏所僅見的最壞的製度”。
中國古代無論實行過渡性的兌換憑證或代用券，還是無本金的地道信用紙幣，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了。應該看到，社會發展水平是其不成正果的決定性因素。
自從西漢武帝（公元前157-87年）壟斷鹽鐵，創輕商、賤商、反商政策以來，中國社會商貿繁榮的景象，大多斷斷續續地出現在政局混亂、監管鬆弛、民間活動自由度較大的“非常時期”。一旦大局底定，皇權鞏固，就容不得資本主義發芽抽枝了。
近年來，關於中國曆史上早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很多，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元代說、明代說、清代說等種種萌芽說，前後竟然相差兩千多年。其實無論哪一代，從未存在過發展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氣候，隻是商業活動一時活躍的表象而已。中國古代社會不存在對於紙質通貨的強烈而持續的需求，既沒有銀行金融業配套，造紙和印刷技術也不見長進。朝廷發行紙幣的動因往往來自巨額鑄幣稅的誘惑，動不動濫發紙幣生財，把財政虧空轉嫁到社會大眾身上，好比飲鴆止渴。而中國式政教合一的封建專製，一旦在絕對腐化的不歸路上迅跑起來，必然加快信用破產和幣製失敗，並且反過來成為王朝垮台的催命劑。
鴉片戰爭後，清廷被動展開對外貿易，外商以大量銀元換取巨額中國物質財富的同時，列強紛紛憑借特權在中國設立租界，開辦銀行，發行紙幣，直接操控中國經濟命脈。外國銀行在中國境內發行的紙幣可分兩種，一種是用中國貨幣單位，如彙豐、德華和花旗等銀行，按中國貨幣單位發行了不同麵額的銀元票和銀兩票，在長江流域頗為流行；一種是用外國貨幣單位，如俄國在中國東北發行的盧布票，日本於日俄戰爭時在中國東北強製實行的軍用票、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發行的金票，以及英國彙豐銀行在中國華南地區發行的港幣等等。據統計，當時外國銀元、外國銀行在華發行的紙幣和周邊國家的紙幣約占全國流通貨幣總量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