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親貧性分析
中國經驗研究
作者：吳燁
【摘要】親貧性是指在經濟發展中對窮人有利的一種增長模式，文章從親貧性的基本內涵和意義出發，深入分析我國目前貧困的現實狀況、基本特征以及表現形式、闡明其根源，探索城鎮化與親貧性的融合，采用當前普遍運用的親貧性測度方法所反映出的促進親貧增長的主要影響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親貧性的建議。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 親貧性 理論分析
【中圖分類號】F291 【文獻標識碼】A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經說過：“世界上殺傷力最大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是貧困”。目前，貧困現象在我國遠未被消除，貧困人口的減少仍然不足，成為我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巨大阻礙因素。隻有在保持快速、健康增長的同時減少和消除貧困，實現社會與人的全麵發展，中國夢的實現才更具有曆史賦予的偉大意義。其中旨在減少和消除貧困的親貧性無疑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探索。
我國在2014年3月提出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中，提出的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新思路與新舉措包含了減少貧困的發生的深遠意義和豐富的理論內涵，本文將對此做出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親貧概念的一般意義及內涵
中國經濟增長的親貧性，是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關注較多的熱點理論問題。親貧性簡而言之：就是在經濟增長中貧困人口獲得的好處大於富人，包括親貧的相對意義與絕對意義。這一理論來自“涓滴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大多數時候是用來指裏根時期的經濟學，裏根政府當時執行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的救濟並不是救助窮人的最好方法，而應通過經濟的增長來增加總財富，最終讓窮人真正能受益。
然而，若對此理論教條的生搬硬套會造成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負麵效應。我們應該從親貧性的性對意義和絕對意義兩方麵來進行研究。絕對意義包含弱條件與強條件，弱條件指窮人獲得了貨幣數量上的絕對增加，強條件是指窮人從經濟增長中得到的貨幣絕對數量大於或等於非窮人。相對意義是指：經濟增長惠及窮人的比例要高於非窮人，其內涵是經濟增長在減少貧困的同時要降低社會的相對不平等，降低性對不平等的剝奪。
我國目前的貧困現狀及成因分析
我國目前的貧困現狀及理論分析。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進而帶動我國的減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按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線（2011年提高後的政府貧困標準線：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年）還是國際標準線（每天消費少於1.08美元。1993年購買力平價美元），中國貧困人口總體上有很大減少，貧困的發生率下降幅度也很大。但21世紀的前十餘年中，貧困率下降卻日益趨緩，個別地方甚至出現脫貧後返貧或貧困加重等問題。
自從實施扶貧政策以來，我國扶貧開發效果顯著。據統計，農村的貧困人口從2000年底的9423萬人，減少到2009年的3597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8%；貧困的重點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有很大增加；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有很大改善。2011年8月3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指出，截止2009年底，中國城市人口約62186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城市合理貧困線在人均年收入7500～8500元，據統計處於城市合理貧困線的貧困人口東北地區845萬人、西部地區1717萬人、中部地區1651萬人、東部地區756萬人，合計4969萬人，占城市總人口的7.99%。這一數據與政府主導開展的調研統計情況是基本吻合的。
就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貧困人口總規模仍然龐大，受各種自然災害、農產品市場不穩定等因素影響，脫貧農民再次返貧依然有很大壓力。未來十年，我國的扶貧任務仍然艱巨，發展的不平衡導致部分地區情況更加突出。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貧困監測數據顯示，2001年至2009年，在西部地區，貧困人口的比例從原來的61%增加到了66%，而在民族地區的八省區從34%增加到40.4%，西部的雲南、貴州及甘肅從29%增加到41%。
由上情況分析不難發現，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親貧性的絕對意義，即貨幣數量的增長已取得巨大的成就，甚至在一係列的惠民政策的推動下局部地區、部分領域的相對貧困人口的獲利大於非貧困人口。如減免農業稅、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培訓等。然而，從全局來看，窮人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低於富人經濟增長的速度，其中窮人的財產性收入不高意味著抗擊風險的能力越低，另外從我國的人均消費指數（CPI）、基尼係數也可以反映出親貧性的相對意義仍然不足。
造成我國貧困的成因分析。我國貧困的原因，既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現實的原因；既有宏觀層麵的原因，也有微觀層麵的原因。從曆史原因看，這一觀點被中外研究貧困問題的學者所認同：發達國家的貧困更多的是由於現實原因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貧困通常是曆史原因，其中涉及理論主要有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Angus Maddison）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