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Ferguson（1984）針對公關期刊再做研究，結果顯示公關理論的研究偏少，隻占了全部的4％，且研究主題不外：社會責任和專業倫理（占全部4％理論研究中的8％）、社會議題和議題管理以及群眾關係（占全部理論研究的10％）。雖然年代很早，但Ferguson在當時就正確地指出，公共關係最具潛力架構的理論，應該落在第三項群眾關係上。這個視角，可以帶來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架構、新的分析單位和全新的領域版圖。Ferguson這項觀察後來被各方一再轉述，十分有名（Ferguson，1984；Salloteta1，2003：32，50—51）。
過了三年，Pavlik（1987）也依照Ferguson的概念，把公關研究分為應用、基礎及內觀型三項研究類目，並對1975—1985十年內六本與公關專業有關的期刊做內容分析，此一研究上文有詳細說明（見第11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對1975—1985十年內的公關研究詳細分析敘述外，Pavlik在書尾明確指出，係統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剛冒出、在20世紀90年代最有潛力的典範（an emerging paradigm）。
1992年，Pasadeos＆Renfro也以1975年為始，針對1975—1989十五年間刊登於《新聞學季刊》、《公共關係評論》、《公共關係研究與教育》及《公共關係年刊》（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Annual）四本期刊329篇論文、4146則參考文獻，進行文獻計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此係首次有人有係統地對公關期刊做文獻分析。結果發現所有被引用的文獻中，以書本最多，占37.5％；其次是期刊論文，占26.3％；最後是專業雜誌，占15.1％。而在期刊中，則以創刊最早的《公共關係評論》被引用得最頻繁。若論公關書本，則以Cutlip＆C；enter的《有效公共關係》（Effective Public Relations）最常被引用，其次是Grunig＆Hunt的《公共關係管理》（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研究顯示，公共關係學科在此年限中進步極大，早期的研究大都引用其他社會學科的文獻，但到了晚期，則以公關學者相互引用為多；而作者，也從公關實務人員，一轉而為學術界人士，顯示公關學科已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係，並自成一社會科學專業。研究並顯示公關早期較仰賴心理學、社會學或政治學文獻，以說服為主，晚期則否。
Toth（1992）在《公共關係語藝與批判觀點》（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ublic Relations）一書中，把公共關係理論分為：語藝（rhetorical）、批判（critical）及係統（systems）三類，來審視組織與環境的關係。Toth認為語藝和批判注重的是傳播中的象征符號，因其有助塑造人們的世界觀；但係統論仍是主掌論點。Toth認為這三種典範在定義上、分析單位上和研究方向上各不相同，但有跡象顯示，它們正往同樣的方向邁進，並且幾乎可以互補。如果把它們放在一條無限延伸，一方為說服（單向）、另一方為共識（雙向）的連續帶（continuum）上的話，似乎三種典範都同樣在往“雙向”的一方移動，連批判典範亦有這個傾向。
次年，（200mbs（1993）撰文指出，公共關係項下的係統和語藝兩種觀點，均隸屬於多元（pluralism）典範之下，而多元典範，才是檢視組織與利益關係人之間最好的視點；也隻有從多元角度來看，才能凸顯係統和語藝觀點對權力的疏忽與疏於批判。Coombs認為公共關係範圍寬廣，典範繁多，如果隻從言說來看公關，無異窄化了公關，且語藝所謂言論場域的自由競逐，本就隱含了多元的概念。而GrLmig所謂優異公關中的“多元利益主義”（原文為interest group liberalism，此為引申意譯，參見第4章第5節），其基礎在多元開放、公平競爭，也係基於一種多元理念。Coombs認為在係統和語藝兩種立論上，還涵蓋著一層多元哲學，而多元正是政治學的基本概念，例如政府在做決策時，若能傾聽多方、多元觀點，就不致做出錯誤的決策（Smith，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