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視角下《簡·愛》兩譯本研究
文化藝術
作者：李新
【作者簡介】李新，女，遼寧錦州人，遼寧醫學院外語教研部講師，主要從事翻譯理論與實踐、英語教學研究。
《簡·愛》（Jane Eyre）是19世紀英國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部具有自傳色彩的作品。自問世以來，它一直是英國最受歡迎的小說之一，備受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青睞。1927年，武光建先生開始從事《簡·愛》的翻譯工作，將其節譯成中文，取名《孤女飄零記》。然而，第一部完整版的《簡·愛》出自李霽野之手，書名《簡愛自傳》，之後更名為《簡·愛》，1933年7月完成，1936年9月由生活書店印行。1992年，黃源深受邀翻譯《簡·愛》，1994年，由譯林出版社出版。黃譯本也頗具影響，深受讀者推崇。本文從生態視角出發，以李霽野譯本和黃源深譯本為研究對象，還原兩譯本產生的翻譯生態環境，以期對譯者在生態環境中做出的選擇與適應進行深入的研究。
一、翻譯研究的生態學視角
生態翻譯學在全球生態化的大背景下產生，是生態學與翻譯學相互滲透的產物。該理論是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基於生物進化論提出的一門生態學途徑的翻譯研究。生態翻譯學強調整體主義的翻譯觀，它以譯者為中心，以達爾文的“適應/選擇”學說為理論指導，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等做出了全新的詮釋，為我們重新審視翻譯活動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生態翻譯學以自然生態學為理論基石，以譯者為中心，將翻譯活動置於一個更加廣闊、立體和動態的環境中進行考察。從生態翻譯學的視閾研究和解讀《簡·愛》的譯介，也能為尚處於發展和完善階段的生態翻譯學理論，提供有力的佐證。
翻譯生態環境是生態翻譯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1]翻譯就是譯者受翻譯生態環境中各種因素影響與製約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譯者不斷的進行適應與選擇。因此，不同譯文產生的過程就是“譯者在多維度地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做出與翻譯環境相適應的不同選擇”[2]的過程，譯文的產生也是一個“汰弱留強”的過程。也就是說，不同翻譯文本、翻譯策略和譯文的選擇，是譯者在不同翻譯生態環境中適應和選擇的不同結果。
二、翻譯生態環境下譯者的選擇與適應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譯者翻譯的過程中，既要適應，又要選擇。適應中有選擇，選擇中有適應。適應，即“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3]；選擇，即“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4]。翻譯就是譯者不斷適應與選擇的交替循環過程。同時，翻譯批評的標準也可以從“適應/選擇”的視角進行表述：最佳的適應是選擇性適應；最佳的選擇是適應性選擇；最佳的翻譯是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由於《簡·愛》的李霽野譯本和黃源深譯本分別產生於不同的曆史時期，譯者在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中進行適應與選擇，因此，評價兩譯本優劣，必須立足於兩譯本各自產生的生態環境，隻有這樣才能對譯者的勞動做出公允的評價。
李霽野譯本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中國正值“五四”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的曆史時期。在這一時期，我國文學翻譯事業的領導力量是著名的革命文學家如魯迅、瞿秋白、郭沫若、沈雁冰等和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如陳獨秀、李大釗、張聞天、成仿吾等，他們既是一流的文學翻譯家，又是先進的革命知識分子。李霽野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加入了這支翻譯大軍，開始了他漫長的文學翻譯生涯。李霽野希望通過翻譯外國文學，喚起沉睡中的國人，以求挽國運於垂危目的。由此，《簡·愛》文本的選擇，以及小說中主人公簡形象的傳譯，無一不受當時特定時代的翻譯生態環境的影響與製約。李霽野翻譯的《簡·愛》譯本中體現的革命精神，以及近乎歸化成中國革命女性的“簡”的形象，正符合“五四”新文化運動社會環境的需要。此外，李霽野的翻譯思想受魯迅、周作人、瞿秋白、茅盾等翻譯大師的積極影響，一貫主張“直譯為主，意譯為輔”的原則，是一位典型的直譯派。他既采用字對字直譯，又實行句法直譯，追求譯文的形式和內容的和諧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