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痕”的兩種書寫：從文學作品到影視作品
專家來稿
作者：張祖群
“傷痕”題材有文學書寫和影視書寫兩種類型，從《傷痕》到《紫禁女》作為一種文學書寫，而《陸犯焉識》則是“傷痕”的另類敘事，從小說文本向影視文本則反映傷痕的轉型。文章重點分析嚴歌苓小說文本的創作風格和從小說到電影改編，《歸來》隻是改編了《陸犯焉識》後20頁，呈現一種“小眾和大眾”的關係。在這部新的傷痕書寫電影中，張藝謀創造了一種特殊的“歸來”影視風格。反思“傷痕文學”，它是後來人銘刻時代的傷痕。重要的是記住過去，更重要的坦然珍惜當下，充滿信心地麵向未來！
一、“傷痕”的文學書寫
（一）從《傷痕》到《紫禁女》
“有多少夢幻如塵埃般飄散，有多少希望熄滅後重燃。多少次拚搏曆經苦難，多少年奮鬥終於見到光芒。”這絕對是一首好詩。正是這希望熄滅後重燃的文學之火，使青年的我閱讀《傷痕》和《紫禁女》，在閱讀中思慮彷徨。我們這一代是沒有經曆“文革”的一代，是幸運的一代。然而這卻不是我們逃避時代成為幸運一族的借口，而是使我們深思那個時代的原因和背景的理由。距離20世紀初期的20多年前，還在複旦讀本科的盧新華以小說《傷痕》引發和開啟了文學及思想解凍之潮。社會剛剛脫離那個時代的土壤即需要進行深刻的反思，便有了“傷痕文學”的一發而不可收拾。我記得曾經在自己讀初中、高中的時候閱讀過高曉生的《年輪》、葉辛的《孽債》這些典型的“傷痕文學”，另外像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其實也有“傷痕文學”的影子，隻是不那麼明顯罷了（筆者按：這一思路係2004年筆者讀書劄記，後投稿與刊載於網絡文學雜誌《青草》2014年第21期）。
“傷痕文學”的開山鼻祖盧新華自1978年發表《傷痕》之後很少再為文，盡管離開文學事業從商或者從政甚至漂洋過海，遠在沒有經曆“文革”的異國他鄉，但他的內心對文學始終不敢忘懷。20多年過去了，世易時移，回頭看，又該如何評價當時的文學地理環境？20多年過去，物是人非事事休，滄海桑田，人生並不能真正留下點什麼，除非永恒的人文遺產，一切因緣際會罷了。正是在這種文學心火的驅動下，才使盧新華多年離開文壇後又再次回歸文學，構思近三年成就了《紫禁女》。《紫禁女》凝聚了他旅居海外近20年來，對傳統文化和民族國家命運的一些宏大思考。很有幸我在西大的南門書攤上讀到他的《紫禁女》。一個秋天長時間的閱讀，在短暫中我試圖理解和深入到作品的背後。小說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形似寓言，亦真亦幻，以一位先天封閉的女性“石玉”尋找愛情的過程，象征百年中國走向開放的痛苦曆程。《紫禁女》是對中國曆史、文化反思而凝結出的一個果實，洋溢在作品中有一種強烈的批判意識。[1]
《紫禁女》雖然涉及男女情愛，卻有獨特的象征意義和美學價值，筆者認為有二：一是，不同於時下流行的所謂“身體寫作”和性文學。而是努力把女主人公的故事寫得含有世俗氣息，並盡可能地“熔生命奧秘、男歡女愛、身體告白、異國情調、情色倫理”於一爐，以期能達到雅俗共賞的效果。試問，衛慧的《上海寶貝》和棉棉的《糖》能夠長久永駐成為一個文學主題麼？二是，它也不同於一般輕鬆搞笑、無病呻吟的“偽”文學。浮躁和虛幻的網絡中充斥的那些沒有文學滋潤的文字，隻能以背離生活常識的離奇故事讓人看一遍絕對不會再看第二遍，甚至根本連第一遍也不想看，這就是文學的膚淺。
筆者驚詫，雖此去經年，也確實經曆了坎坷人生的盧新華，但他心裏，雖然有不同的職業，以為“自己一時一刻也沒有離開過文學”。文學如他是一個永遠未泯滅的兒童夢和成年之後的文化編年史！《紫禁女》這部小說，是他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化和曆史的思索，尤其他的美國之行，在他者和我者之間不斷變換，欲嚐試著用一種非我者的全新視角來反觀東西方文化碰撞。這比從東方的我者之間看待自我，要深刻得多。偶然又看到一則消息，王小波1980年代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跟隨許倬雲修習其課程時候，思想大受啟發，對一些現代觀念有了新的認識。他的許多文章都是以他下鄉當知青的經曆為背景。許倬雲稱之為“最後一個傷痕文學”。傷痕文學很多，但是留下來的很少，他的留下來了。[2][3]
（二）“傷痕”的另類敘事：《陸犯焉識》
1.自由與愛情的主題。在 20 世紀的大曆史背景下，深刻地思索表現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進而挖掘、審視與表現知識分子精神困境是《陸犯焉識》最突出的思想藝術成就。[4]《陸犯焉識》是嚴歌苓的第一部以男性為主角的小說，它置身於20世紀風雲變幻的背景，展現了知識分子特殊的生命軌跡。自由與愛情作為小說《陸犯焉識》的雙重主題，交織著人性善惡的較量。在人生當中，如果沒有自由，就無法盡情綻放人性之美；如果沒有愛情，就缺乏人性之善。自由與愛情，包蘊了多少真善美的內涵。[5]一方麵，陸焉識的終極追求是自由，他四次逃亡（離家赴美留學、抗戰時期逃亡、從西北荒漠監獄逃到上海去看發妻婉喻、“文革”結束後陸焉識回到上海的家，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斷突圍愛情、婚姻及人生之圍城，見證了圍城與反圍城的實踐與寓言，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亦於一次次突圍中得以呈現。[6]無數個“陸焉識”在沒有硝煙的戰場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擊倒，體現人與政治的衝突、人與人的衝突，但他們始終懷抱著希望和追求，始終在堅守身體裏最後一點傲骨，最終用自己的行動展現了知識分子的價值與意義，也為自己尋找到最後的心靈歸宿。[7]由於農場管理者、獄友和大草原的接觸與融洽，陸焉識擁有必要的人格和尊嚴，青海農場是他精神上雨露陽光，這與政治無關，而是與自然地理環境、農場幹部和一同改造的難友共同的心靈需求相關，而上海那個家庭、那個社區於他而言才是精神荒漠。[8]另一方麵，一個做了犯人的男人，曾經忽略他妻子的存在，隻有當他成為犯人時才回想起妻子以前的種種好和美德。多少年之後他回到家，這個妻子卻不認識他。失憶是其中關鍵之環節，體現愛情悲歌。這個故事內核引爆了一段政治的記憶和失憶的曆史：前半輩子自己錯過了，後半輩子被迫錯過了，最後又因為失憶再次錯過。這兩個人始終矢誌不渝，女人矢誌不渝了一個世紀，男人矢誌不渝了半個世紀。這種對家庭倫理和親情的書寫，超越了過去的傷痕文學，直接投射到曆史的深處。馮婉瑜的失憶是因為曆史不堪重負，她在曆史要終結的時候終結，她幾乎沒有勇氣、沒有能力再去回憶曆史的過去。[9]失憶是一個巨大的虛無，她要用一個巨大的虛無和失憶來徹底否定和質疑那段不堪回首的曆史，我們這個民族也再沒有能力去承受這種曆史的重演。
2.獨特的多維度敘事視角。長篇小說《陸犯焉識》以兩條平行交錯式的敘事方式顛倒布局，在時間的流動中利用切換視角重新打造空間域場，在電影化的鏡頭中細化情節和人物，從而完成對傳奇人物“陸焉識”一生的精彩演繹，深刻詮釋和深沉傳達了人道主義關懷。[10]小說以中年陸焉識的生活和境遇為線索，穿插補充對往事的回憶和反思，往昔與眼下互為鋪墊，運用大段的“閃回”手法，伴隨著一個“局外人”的視角運用“畫外音”，如同《陸犯焉識》裏陸焉識的孫女，她是整個故事的講述者。作者沒有隱藏自己講故事人的身份，並時不時地站出來，指點和評判人物的內心深處。小說第二章就陸焉識與馮婉喻的婚姻和愛情寫道：“這一切不是當時30多歲的陸焉識能夠解讀的，是50歲、60歲的陸焉識一點點破譯的。”為以後的種種敘事埋下了伏筆。兩人經過漫長艱難分離之後，陸焉識重新認識到妻子的美德與嬌羞，讀者需要不斷閱讀不斷發掘兩人之間的糾葛。全書結尾處馮婉喻的失憶被賦予一種特殊的悲劇色彩，兩人的愛情始終沒有麵對麵，這樣也是一種人生，苦中有甜，苦中帶澀。[11]嚴歌苓出國後，以“內聚焦”視角呈現“多維化”，以海外華人視角反觀大陸，更能從人性的角度來旁證，反證“人”性本身。體現視角的空間性得到拓展，視角主體選擇性增強，視角選擇呈現相對性和內外相融性。《陸犯焉識》穿行著“我”的自知視角，在曆史悠長的全角描述和自我真切感悟中，以外聚焦敘事做引導，客觀敘述外祖父時代的生活。直到“我”出現在外祖父生命中，重新以內聚焦敘事，體現曆史滄桑和生命感悟。《陸犯焉識》百轉回味，是嚴歌苓的小說從精致開始走向大氣的標誌。[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