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潮的黯然謝幕
“雜誌年”浪潮在1935年達到頂峰之後，便猛然步向暗淡，漸漸淹沒於曆史長河。當時，國民黨政府利用《出版法》等專門法建造起文化專製主義統治，還利用其“中統”和“軍統”兩大特務組織對新聞界進步人士采取暗殺活動，以法律和法西斯暴力聯合組成的白色恐怖，殘忍地絞殺了這一場以雜誌為主角的思想文化盛宴。例如：《生活》周刊在鄒韜奮由於被國民黨特務組織列入暗殺名單而被迫出逃海外後失去了靈魂人物，在喊出“統治者的利劍，可以斷絕民眾文字上的聯係，而不能斷絕精神意識上的聯係。人類的全部曆史記載著，民眾利益，永遠戰勝了一切。一切對於民眾呻吟呼喊的壓抑，都是徒勞的[4]”後，於1933年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思想過敏、毀謗黨國”的無須有罪名查封。
其實，這一場“雜誌年”浪潮本來就是在與國民黨當局的不斷鬥爭中發展起來的，隻是全靠眾多不屈不撓的新聞戰士懷著為民為國請命的崇高精神，不顧性命衝鋒陷陣，雜誌才得以艱難生存的。例如《太陽》月刊就曾因為不斷地被查禁，在短短兩年之間改了五次刊名，而魯迅先生為了逃過審查製度，更是“在1933～1934年就用了60多個筆名，發表了200多篇雜文”[1]。但是，即使無數新聞戰士用身軀築造成的維護民主權利的血肉長城，最終還是擋不住隻手遮天的權力和軍隊，這把鋒利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最後還是斬斷了中國新聞輿論界民主自由的根，“雜誌年”浪潮隻有在轟轟烈烈後，黯然地退下曆史舞台。
三、結語
上文在係統研究了發生於20世紀30年代，以1932年為開端，到1936年結束的“雜誌年”浪潮的始末中看到，在每一個重要的曆史拐點，思想文化界都會閃耀出無數智慧的繁星，但是，這些繁星最後都免不了在專製的打擊中慢慢變得暗淡無光，最後被黑暗吞噬。讀史是為了以史為鑒，通過曆史的聯想當今之中國不是也正處於曆史轉型期嗎？由於各類新媒體的騰空出世，中國的文化界不是也正呈現出輿論大開放的態勢嗎？嚴禁還是寬鬆不也是我們正要思考的問題嗎？由此，串聯古今的眾多曆史結合點便躍於紙上。
現今，在新媒體塑造成的全媒體時代，公民可以通過移動媒介隨時隨地獲取信息、發布實時信息和個人言論，且一經發布，馬上呈現於全體公眾眼前，真正實現了“全民記者”。但是，結合我國的實際，其中也有不利因素。在如此開放的媒介環境下，“把關人”的作用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新媒體塑造的這一個輿論環境就近似於是一個無管理、無秩序的環境，管理機構隻能在各種不良微博已經在社會產生影響後，才能後知後覺地進行收拾殘局性質的刪除。這樣繞過“把關人”的傳播模式，也許很多人會認為是言論自由、是言論的解放、是值得提倡的。而經過上文對於“雜誌年”的分析，似乎開放的輿論環境對於思想文化界的繁榮也是必要前提，似乎沒有必要出現所謂的“把關人”，正如林語堂先生所講：“審查官永遠是世上最荒唐的職業。[2]”
但是，林老彼時所描述的“審查官”是代表著封建專製，而現在的管理機關是在社會主義民主領導下的監管機構。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即使是言論開放的西方國家，也不例外要實行嚴格的法律法規，對2011年的《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的審判就可以很好說明這一點。對於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很多方麵的製度還不夠完善，社會各層次中還存在著種種問題，關鍵是我國國民理性程度還不高，從為防核輻射而搶購食鹽的事件、為保釣而上街打砸日本產品事件等群體性事件就可以窺探一二。因此，應當盡快召集新聞界、司法界等各界學者，製定出台正式正規的新聞出版專門法，完善媒體、尤其是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管理機製，培養出一批批高素質的專業管理人才，同時在大力推行公民素質教育的進程中，增加媒介素養的培養這一項，使其成為普及化的教育，再配合采取適度寬鬆的管理政策，做到既保護對我國社會發展有利的進步言論，疏通公眾通過媒介監督政府的渠道，保證公眾的監督和輿論權的同時，製止對社會有害的反動言論滲透到輿論環境中，進而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使我國可以在這一曆史轉折的關鍵時期堅持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不斷前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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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齊濤.世界通史教程[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