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李大釗等主要領導人將西方的教育思想引進了國內，促使這些當時的精英教育家突破傳統教育思路的禁錮，激起了實用主義教育思潮、職業教育思潮等多種嶄新的教育思潮。其中，平民化教育思潮由於視角聚焦廣大的普通民眾而受到重視，是其中最重要的思潮之一。1916年、1919年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分別通過了《注意貧民教育案》和《失學人民補習法》，我國教育事業走上了普及化教育的軌跡。該思潮以“要實現自由、民主、平等的社會，必須打破等級製度和借機差別[6]”為主要觀點，主張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隻有獲得豐富的知識，才能改變中國現在落後的狀態。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紅色革命根據地也在20年代末建起了教育係統，進行了廣泛的幹部教育、社會教育和兒童教育。這一係列的教育活動，不僅為我國發展近代教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而且有效地提高了根據地人民的知識文化水平。
經過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教育思潮，中國國民的知識文化水平持續上升，雜誌的讀者和編輯群得以不斷擴大。以《生活》周刊為例，鄒韜奮一直以為讀者服務為信條，破天荒開辦了《讀者信箱》欄目，使《生活》周刊的編輯人員可以及時了解到讀者的需求，及時與讀者交流，有效地在互動中培養了熱心追隨的讀者群，有部分讀者如艾寒鬆、陶亢德、杜重遠等還從熱心讀者搖身變成了《生活》周刊的撰稿人。
另外，除普及化教育外，專業化教育培養了大批專業型人才，其中以任鴻雋為代表的一大批科學家以《科學》雜誌為基地，發起了“科學教育”思潮，提出“科學的教育化”和“教育的科學化[6]”，為專業性、學術性雜誌的發展也提供了相應的讀者和編輯群體，在傑出的教育科學文化界先輩們的努力下，《中國地質學會誌》、《中國化學工業會會誌》、《科學世界》、《中國物理學報》等雜誌在學術界各領風騷，閃耀出文明進步的光芒。
（四）國民經濟的衰退
1927年到1937年，“由於帝國主義在華經濟勢力的擴張和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對國民經濟的壟斷、掠奪，以及國民黨新軍閥連年內戰的破壞[7]”，中國的國民經濟舉步維艱。首先，表現在對民族工業的重挫，“以上海為例，1934年新設廠28家，改組291家，歇閉70家[7]”，由此可見蕭條。其次，農村經濟更是慘不忍睹，“逃生無路，水藻撈盡，草根掘盡，樹皮剝盡……闔室自殺者，時有所聞，餓殍田野者，途中時見，……大小村落，雞犬無聲，耕牛絕跡[7]”。因此，大部分國民衣不果腹，書籍滯銷，而雜誌為了獲得生存，銷售價格普遍都定得很低，大部分隻能勉強維持生計。但雜誌又以豐富的信息量著稱，如此一來，就以高性價比吸引了讀者，獲得夾縫生存。《生活》周刊創刊時，每份的售價是三個銅板，由於《生活》周刊的讀者群主要是社會底層平民，所以縱使經營艱難，還是經過多次價格的修改，直到1932年，調整為“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五角，國外四元，零售每份三分五。香港、澳門、九龍二元五角。郵票代價九五折”。
（五）國內外戰爭硝煙不斷
國際方麵，為應對1929年經濟危機，受災國紛紛采取各種拯救措施，加緊對外的帝國主義殖民掠奪，謀求通過剝削殖民地來轉嫁危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激烈的貿易戰、關稅戰和貨幣戰[8]”。日本和德國則選擇把法西斯軍國主義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對此，英、美等國均采取了綏靖政策，導致被侵略的國家無不為此做出了重大的犧牲，中國、埃塞俄比亞、西班牙等戰場戰況慘烈，國家和民族都麵臨瓦解的危險。國際戰爭局勢隨時變動，作為東方主戰場的中國在必定與之息息相關，中國國民更是迫切需要第一時間了解抗戰情況。而雜誌，秉持受眾本位，極力加大信息量，豐富每一期的內容，獲得認可，取得發展。《生活》周刊的《讀者信箱》欄目就特意針對現實戰況，加強了與讀者的互動，“大部分篇幅主要用於討論抗日救亡的問題。[4]”
在國內戰場，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反民族、反正義政策，在明在暗開展剿滅共產黨的活動。在明，分別在1931年和1933年發動了第四、第五兩次殺傷力極強的圍剿；在暗，“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和“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兩大鼎鼎有名的特務組織建立，開始在全國“瘋狂而殘忍地鎮壓一切革命活動和革命分子[7]”。
正是在此情形下，國共戰火不斷，戰爭局勢和中國未來的命運也隨之變化多端。其次，共產黨主持創辦《向導》、《布爾什維克》等雜誌積極宣傳“全民族統一戰線”，與國民黨宣傳機構進行激烈論戰，也起到了促進雜誌業發展的作用。再次，到此時為止，國內知識分子對於兩黨合作建立統一民主共和國的願望徹底破碎，從而開始思考站隊問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思路在思想文化界產生了激烈的碰撞。因此，動蕩的國內局勢加以各種思想言論的及其豐富，堅持與讀者緊密聯係的雜誌就得以形成強勁的發展浪潮。正是由於以上五方麵曆史背景，造就了這一場“雜誌年”浪潮。此浪潮深入到社會每一個茲待蘇醒的角落，承擔著宣傳新知、喚醒民眾的曆史重任，在當時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林語堂先生所說的，“毋庸置疑，伴隨著中國覺醒的曆史的，是幾家雜誌和幾位傑出報人的曆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