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度標準化的製作模式。這兩檔真人秀都是從海外購買的節目模式，猶如工業製作流水線一樣高度標準化的製作模式從素材層麵保證了節目的專業化。根據原模式的寶典，《中國好聲音》動用了26個機位拍攝選手、評委和觀眾，《我是歌手》則啟用了37台攝像機，設置在每位歌手的房間、走廊、彩排現場，記錄歌手每時每刻的每個細小動作、表情，並采用韓國特有環形軌道的推移攝製。有了這樣充實的原素材，才有600︰1（分鍾）的素材節目時長比。一期節目有3700多個鏡頭[6]，平均3～5秒一個鏡頭，這是傳統媒體對海量信息篩選後的精品，不是個人無門檻的情緒表達。《我是歌手》中豐富的觀眾素材是由舞台下12個固定機位和觀眾席中隱藏3個機位捕捉下來的。80%都是兩個觀眾鏡頭連續出現且一長一短，非常典型，無疑是經過海外原版節目在剪輯實踐中得出的優化模式。此外20多支環境收音話筒和分軌錄音最大程度的保證了節目組對現場觀眾情緒表達的控製力。而這些素材的獲得依靠的是強大的製作隊伍，《中國好聲音》動用了燦星製作包括導演組、後期組、技術組、製片組、宣傳組等在內的約百人團隊，《我是歌手》的製作團隊則達到350人。徹底打破了以為原來一個團隊20、30人小作坊式的製作方式。龐大製作團隊的精細分工與調度都依賴於原模式的製作寶典。這樣高額的投資，高密度的協作是難以在缺乏組織的網絡平台上完成的。高度的標準化體現了電視媒體的專業性，而專業性最終成就了這兩檔電視欄目的權威性。
2.娛樂倫理的重構。近年來省級衛視熱播的娛樂節目大多被批“過度娛樂”，甚至出現價值觀的偏差。而網絡上的浮躁、厭世、惡俗傾向更為嚴重。低俗與熱播一度被劃上等號，但這兩檔真人秀節目卻徹底改觀了這種看法。《中國好聲音》一開播即因為傳遞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而備受好評。導師們和歌手真誠的態度，平等意識和公眾人物的責任感都通過節目對觀眾做了很好的宣傳。《中國好聲音》的四位導師雖然大牌但麵對選手時卻表現出一種服務意識，麵對優秀的學員他們爭先恐後向其伸出橄欖枝，提供最優越的條件為學員獲得成功。庾澄慶就打趣黃鶴說“我臉都笑僵了，她還不選。”導師們麵對選手謙卑的態度一方麵是由賽製設定的“反選權”所造成的，一方麵則是受節目與導師們合作的方式影響。被請來的四位導師分別以一個合作人的身份來運作這檔節目。每次錄完節目後，導師們都要和節目組開會，提出意見和建議[7]。因此導師們對於節目的投入更盡心盡力，如同關照自己的孩子一樣。導師不僅與學員保持平等的關係，對現場觀眾也是如此。例如，導師們在接受哈尼族“王子”李維真施禮後主動問詢根據哈尼族禮儀當如何還禮。而後決定集體去後台拜會李維真的父親——哈尼族的“國王”，劉歡主動轉過身去向現場觀眾解釋，用像對待朋友、同事的態度去交流。而在《我是歌手》中，歌手們對待音樂認真的態度，嚴格的自我要求都令人感動。陳明打著點滴備賽，要求醫生打左手，因為右手要握話筒。彭佳慧說：“我希望贏得歌王的稱號，因為我想證明努力的人終有回報。”而辛曉琪在長春嬰兒被害事件發生後臨時決定換歌，演唱《親愛的小孩》悼念小浩博。表達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也體現了作為權威人物的一種擔當。而“一個人的職業責任，是社會倫理的最特有的本質。[8]”
四、總結
新媒體的視頻內容所具有的優勢如：草根性、互動性等是其技術特性所決定的，電視媒體應發揮自己的長處，避免與網絡節目硬碰硬競爭。《中國好聲音》和《我是歌手》這兩檔節目都從技術層麵、組織行為和觀念層麵上強化了自身的專業性，有針對性的對網絡節目的短板進行突破。在龐冗複雜的信息流中為受眾選擇、提去具有審美價值的音樂，並對專業的音樂信息作出解釋，進行意義闡釋，此外表演嘉賓用自己的行為傳遞正向的價值觀，展現表率性的主導力量。為應對新媒體環境時電視真人秀做出的改革不僅為電視台拉回了觀眾，創造出更為優質的節目內容，更重要的是為電視媒體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的新定位——專業化，做出了有利的探索。
參考文獻：
[1] 中國網絡視頻用戶達3.72億年增長率為14.3% [EB/OL].
[2] 朱秦冀.揭秘《我是歌手》：配置好幕後大牌多[N].華商報， 2013-03-26.
[3] “好聲音”承認造假：安排徐海星談亡父劉歡忘詞.[EB/OL].
[4] 王思琦.“誰的好聲音”？——由《中國好聲音》看中國流行音樂的審美取向及其他[J].歌唱藝術，2012（11）.
[5] 《我是歌手》解密[EB/OL].
[6] 《中國最強音》三大賣點不搞海選不搶學員[EB/OL].
[7] 張小平.模式創新成就《中國好聲音》[J].企業觀察家，2012（9）.
[8] （德）馬克斯·韋伯.文明的曆史腳步——韋伯文集[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