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創設情境
一般的敘事文本中，家境通常作為補充性、背景性的資料，指向性較弱。但“X二代”犯罪新聞的文本敘事中，“支使者”角色的“X二代”的家庭背景會從後台走到被聚焦的前台，並且隨著敘事的推進，被聚焦的程度呈現逐漸縱深化的趨勢，最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過度，如合肥少女毀容案中，當事人父母隻是普通公務員卻被塑造成“權傾一世”的形象。
文本還會通過過度渲染，不斷誇大這一角色功能的影響與作用，擴展了角色功能的外延——為新聞事件創設出了相關的情境，這樣的情境直接指向事情與其家庭背景存在緊密聯係。鳳凰網2013年2月26日以《李某某看守所中多次提父親》為題的報道，標題將李某某與其名滿天下的父親發生勾連，以此為題不禁讓人浮想聯翩。但正文中，呼應標題的隻有一處，“李某某在配合調查中，時不時還提及父親”，至於為何提及、提及目的等都語焉不詳。全文的主題也是對事件的追蹤報道，與該標題關聯度並不大。3月6日的報道《李某某覺得錢和關係能平事》則援引一位知情人的話，“李某某認為很多事情用錢可以擺平，認為用家中的關係可以擺平”。錢和關係的力量呼之欲出，言下之意正是支持者角色有足夠大的力量能來左右事情的走向。
對新聞情境有意建構對於支使者角色的轉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情境的設立直接推動了功能轉向，使“指使者”角色“主角化”趨勢明顯，甚至直接成為被質詢的緣由。
三、轉向完成
經過上述若幹手段，“支使者”角色的功能最終發生了轉向——變為抽象意義上的“主角”。這主要是指：原先的主角已演變成一個虛無的符號，真正產生影響力，對事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之前的“支使者”，即其家庭背景獨立成為一個角色產生作用。李某某事件後，“上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兒子肇事爹道歉。橫批：姓李真好”，“小孩子都是有樣學樣的，父母經常用錢和關係為自己開路，所以小孩也肆無忌憚。”……這樣的評論體現的正是支使者力量被轉換的事實。
“X二代”成為媒介敘事的一大主題，並在敘事中倚重支使者角色功能逐漸成為這一類報道顯著的敘事特色，這樣敘事模式的敘事機製與思維模式中先在地受到了意識形態功能的內化影響，因為傳遞什麼樣的敘事聲音，凸顯什麼樣的敘事內容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建構與社會客觀情勢的關照。長期以來，權貴階級在社會圖譜中被認為等同於特權階級，權勢與金錢是能使法律作用消遁的隱性力量，“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負麵形象長期使社會大眾陷於恐慌與不安全感中，這樣普遍的社會情緒渲染下，家庭背景的優越成為了歸因、歸責時不可或缺的一大元素。如此的社會情勢投射到了敘事心理層麵：當像杭州胡斌開車撞人案、我爸是李剛案、李某某案等事件發生後，胡斌、李啟銘、李某某率先被貼上了“富二代”“官二代”的標簽，標榜客觀、公正的社會媒體作為敘事者開始緊盯支使者角色，試圖通過“第四權力”的行使來進行個案的追問以還原真相、規避社會不公。可以說，支使者轉向的出現是媒體在文本敘事層麵上對社會現實進行的呼應。
支使者角色就這樣順勢進入了敘事視線，敘事者通過調度和支配敘事情節漸進地將家庭背景與核心事件形成勾連並不斷強化其影響力，並最終如上文所論證的那樣出現了角色功能的轉向。原本聚焦支使者角色在於對公平正義的訴求，但由於對社會整體安全感缺失過度關照，過分地聚焦與強調背離了敘事的初衷，導致了敘事誤區的出現，形成了一種新的隱喻：富二代與官二代出現問題是因為家庭背景過於富足與優越，家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一種“原罪”。如此的敘事定調不但可能會尖銳化社會仇官仇富的矛盾，而且顯然是在將複雜事情簡單化，是對社會結構性問題“投機取巧”式的追蹤與考察，可見，如果媒體固守這樣的敘事模式將會弱化其話語的權威與嚴肅性，是對“第四權力”的消解。
參考文獻：
[1] 羅剛.敘事學導論[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
[2] 傅劍鋒.“我爸是李剛”報道的群體症候[L].南方傳媒研究，2011-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