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潛在敘事邏輯的作用力
每一個新聞文本的敘事過程中，都存在內在的邏輯結構，即敘事邏輯。所謂敘事邏輯，指的是組合敘事要素的方式和規律。在敘事文本中，它主要通過敘事結構或敘事方式體現出來。不同的敘事結構和敘事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敘事效果，起到深化或拓展敘事內容的作用。敘事邏輯的具象表現形式為文本材料的組織，文本呈現的風格，關注和強調的重點。新聞文本正是遵循一定的邏輯而展開並安排敘事，文本最終的呈現直接反應出對其背後的邏輯。
敘事的展開需要邏輯的支撐，邏輯指導著文本該凸顯哪些要素，該強化哪些對立與衝突。二元對立是新聞文本敘事中慣用的邏輯，在“X二代”犯罪新聞的呈現中也不例外，這裏“X”指代富與官，即通俗意義上的有權有勢，這兩個鮮明的字眼先在地引出了以下二元對立，即窮與富的對立，平民與官員/富裕階層的對立，概括而言就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對立。此對立關係生成文本的敘事邏輯：因為一方是“富二代”/“官二代”，處於強勢地位，最後的處置極有可能會有失公正。這樣就將兩類群體的對立文本化並且強化對立的趨勢明顯，這一點在藥家鑫案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更進一步地，兩者形成了一種循環往複的關係，因為支使者的存在，如此邏輯鏈似乎具有了現實存在的依據與可能，矛盾強化的可能得以實現；又因為該邏輯鏈的作用，支使者的角色得到了進一步的彰顯，並且最終隨著文本敘事的深入而能夠實現角色功能的轉向。
二、轉向的手段
（一）象征符號化
當下，大眾傳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了新的傳播特征。網絡時代特別是微博時代的傳播特征可以概括為：越符合當下社會情緒，傳播越火熱；事件越符號化與象征化，傳播越火熱[2]。為迎合微博時代事件傳播的需要，追求與凸顯符號化、概念化、象征化、衝突化、片斷化成為新聞文本的敘事取向，在“X二代”犯罪文本敘事中也不例外。
伴隨之前“X二代”犯罪新聞文本的累積，涉事“二代”“狂妄、冷漠”的標簽已基本形成，該群體的符號化與類型化初步完成。李某某再犯事後，媒體不免對其再度“起底”：鳳凰網2013年2月23日的報道《李雙江涉嫌輪奸的兒子李某某是如何長大的？》對李某某成長中的幾個重要節點進行了回顧和介紹：“很有個性的小留學生”“從小教兒子開車”“中國最小申奧大使”；2月25日的報道《李雙江氣病住院李某某同學：他從小愛惹事，有背景總能擱平》，標題即點出他“驕橫頑劣”“靠關係行事”的特點；3月3日的報道《追蹤李某某墮落軌跡》中，輔以了更多的細節：“王波稱，經常犯錯的‘小石頭’，小學期間卻很少受懲罰，‘這才猜測他家裏很有背景’”，“母親送給當時年僅14歲的‘小石頭’的是她原來開的一輛寶馬”“寶馬車的聲音特別響，半夜進院還按喇叭，鄰居們不堪其擾”“3年前，‘小石頭’就開始開寶馬出入夜店”。這些都指向當事人的飛揚跋扈、從小的養尊處優，這樣的背景展示越多越深入就越在暗示家庭背景與事件發生存在的聯係，本扮演支使者角色的家境在其中的“戲份”越來越重要。
（二）大膽定性
定性也是一種慣用手段，鳳凰網除了集納了大量的資訊動態外，評論也是其內容發布的重要一環，選擇什麼樣的評論發布、怎樣發布無一例外都和媒介敘事的批判立場與視角有著直接的關聯，可以說這些評論是媒介敘事策略的外在表現形式。
鳳凰網的評論多數也是轉載，但並非是機械的複製，而是會通過重新編輯的手段暗中凸顯其傳播目的。如《孫麗英：李某某案件家庭確實有很大的責任》原文刊載於《揚子晚報》，原標題為《應從李某某案中反省青少年成長環境》，改後的標題將成長環境直接縮小定位為“家庭”，用意明顯，並假借原作者之口直陳立場：家庭環境責任重大；而《金鐵霖談李某某事件：小時候不行大了也就不成》原文發布於中國新聞網，原標題《金鐵霖談李某某事件：要從小抓緊對孩子的教育》，重新編輯後李某某事件被定性為“不行”，而不行的原因是家庭環境太好忽視了教育。這些定性化的敘事，“支使者”的角色功能被誇大與強化，向“主角”的轉換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