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於國內出版行業正處於轉型的陣痛期，無論商業模式還是運營經驗都不完善，因此在選擇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經驗時，最為重要的是潛在的海外合作夥伴不僅僅擁有某項技術指標，更應該在出版領域有著長期的運營實踐經驗，能夠以豐富的實施經驗和可合作資源為國內出版行業提供麵向海外市場走出去的整體解決方案和服務。避免單純追求技術先進性而忽視市場適用性。
其次，海外的出版領域經過上百年的市場化運營，商業模式和消費理念已較為成熟，有著相對穩定的消費群體。而國內出版行業，尤其是數字出版起步較晚，運營模式較為單一，且國際化程度不高。因此在選擇海外合作夥伴時，應注重其解決方案能否較好地拓展盈利空間，即對多種產品形態和商業模式的支持，而非僅僅將現有業務搬上電腦。
再者，既然談到走出去，技術方案是基礎，不是唯一。在技術實現信息化以後，就要考慮如何選擇合作方才可以順利對接海外的目標市場，尤其是專業學術機構市場，真正地由“走出去”，做到“走進去”，找到精準的用戶群體。
最後，由於國內出版市場環境不是很發達，進而拉大了出版技術領域與海外的差距，因此在選擇國外先進技術時，也需要考量該技術在海外出版市場應用程度，是否有大量的出版集團也選擇了該技術方案，以便雙方合作達成後，能夠迅速地縮短與海外出版技術之間的差距。
記者：當前，我國處於數字出版初級階段，數字出版還不能完全取代傳統出版，請您談談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應該如何結合起來互為補充，共同發展？
康：其實從媒體形態發展曆史上看，每一次新媒體的出現都伴隨著對原有媒體形式是否會消亡的擔憂和爭論，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之爭也不例外。但縱觀報紙、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等的發展曆程，新興媒體都極大地搶占了屬於原有媒體壟斷的市場份額，但全都沒能完全取代舊媒體。而原有媒體在經曆了最初的慌亂和萎縮後，卻更加清晰了自身的定位，進而穩固了細分的市場群體。
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隻是內容承載於不同介質時表現出來的不同產品形態，以及相匹配的運營模式。出版社在考慮兩者關係時，既不必將數字出版看作是救世主，非數字不可挽狂瀾，也不必視其為洪水猛獸，避之不及。而是從市場數據和反饋入手，對內容資源進行統一管理，分別設計產品，認真分析自身用戶群體的消費習慣、消費場所和消費時間。根據不同場合的閱讀需求，或提供不受場地條件限製，能夠彰顯品味和適應深度閱讀的紙質書籍，也可提供適應碎片化時間，富有交互功能，迎合快節奏消費的數字產品。何時適用何種產品，完全由市場供求決定，既避免形而上的清談誤“社”，又使內容的複用率大大提高，由原始的一次性購買，變為按需提供服務，提高消費頻次，在整體市場份額不可能飛速擴張的現實情況下，通過挖掘消費潛力來實現擴張銷售收入。
記者：“十二五”規劃期間國家加大了對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投入力度，您認為在當前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時期，數字出版行業的發展給我國的出版產業和文化產業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
康：近年來，國家對於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投入力度確實空前，從最初的項目資金投入，到現今鼓勵跨行業、跨產業、跨地域開展合作，對期望獲得國家相關資源投入的傳統出版機構既帶來了廣闊的合作空間。但同時，與以往一般的信息化項目申報不同，僅僅是紙麵上的構想，或者是傳統基礎項目的搭建，越來越難得到優惠政策的傾斜。這就需要出版機構在立項之初，就要有與以往不同的高度去構思和闡述。
國際化合作是數字出版行業發展的一個較為可行的業務方向，也是較為貼合國家關於提高文化軟實力，鼓勵走出去精神的具體體現。由於數字化的特性，消除了傳輸和物理庫存成本，以及及時便利的特點，使得國際間的合作和交往更為可行。國際市場對於國內出版行業來說不是傳統的競爭領域，因此蘊藏著無限的藍海商機，對於勇於嚐試、積極探索的出版機構將是一個全新的市場，隨著國際市場的開拓，帶來的不僅僅是政策資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積累市場運營經驗，挖掘目標客戶需求、清晰自身內容定位，有效地改變靠天吃飯、計劃經濟的產業現狀，為不遠未來的市場化變革提前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