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PT目前在國內最大的戰略合作夥伴是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簡稱“中圖”），雙方的合作自2011年即已開始。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是中國出版集團公司的成員單位，也是中國最大的出版物進出口產品提供商和信息服務商，目前占中國出版物進口市場份額的60%，以及占國內出版物出口市場份額的30%。
中圖公司作為國內最大的出版物貿易中盤商，主要擁有國內15000餘家的機構客戶，而PT在海外自1989年起搭建運營的，世界最大的數字圖書館采購平台—— ingentaconnect，擁有遍布170個國家25000餘家學術機構客戶，平台年交易金額超過10億人民幣。雙方各自在長期的運營實踐中得出相同的結論，數字出版隻有解決了內容的通路和目標市場的定位，才可能迎來蓬勃發展，而各自所擁有的專業機構市場渠道恰恰可以為困惑中的傳統出版行業數字化轉型帶來切實可行的目標市場基礎，因此雙方一拍即合，通過渠道的技術對接，建立起一個同時擁有國內國外40000餘家機構客戶的超級學術市場專業渠道聯盟，麵向國內傳統出版機構提供專業精準的營銷渠道，以期解決目前國內傳統出版行業麵對信息化建設時，對於內容去向何方的困惑。為了實現這個共同的目標，PT自2011年開始，已經陸續為中圖公司規劃和實施了包括中圖易閱通平台在內的數字資源進出口交易平台及業務管理係統、紙質圖書文獻進口業務管理係統、紙質圖書文獻出口業務平台及業務管理係統等係列信息化項目。
記者：中國的數字出版的時間並不久遠，但作為新生事物其發展速度讓我們始料未及，在您看來中國的數字出版業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康：關於這個問題，我更願意將答案的範圍狹義化，即來探討傳統出版行業進行數字出版的核心優勢。目前進入數字出版領域的有平台運營商、電信運營商、終端製造商、軟件技術商等等，毋庸置疑，無論當初進入的初衷和目的為何，各自憑借的核心競爭力都非常明顯，或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或擁有足夠的終端普及率，或擁有充足的資金流，抑或擁有壟斷的技術專利。而以上幾點，傳統出版機構都無法望其項背。一些勇於嚐試的出版社也做了許多大膽的探索，有的努力組織數字內容資源，出品暢銷小說，試圖登上各類閱讀基地的排行榜；有的投入資金開發流行的APP客戶端軟件甚至移動終端硬件，試圖實現自運營。但是結果無一不是興奮而來，失望而歸，不是敗在了內容機製不夠靈活，就是缺乏終端運營經驗，最終隻能麵臨石沉大海的尷尬。諸多不盡人意的根本原因在於，傳統出版機構總是在追逐社會熱點，期望能夠搭上流行戰車，認為這樣就是與其他社會企業一樣，在進行數字化的進程。殊不知，正是這樣的以己之短，攻彼之長，才造成了今天整個傳統出版領域視數字出版為畏途，或消極，或困惑，或盲目的現狀。
在我看來，麵向專業化領域的學術出版，無論傳統紙質時代，還是目前的數字化時代，都是出版社應該深入挖掘的金礦。傳統出版機構無論品牌、內容、作者和編輯資源還是讀者認知程度，都是在某一專業領域有著深厚積澱和不可替代性，如語言學之於商務印書館，古籍研究之於中華書局。盡管隨著時代變遷，人們的閱讀習慣和方式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但是隻要這個學科不消亡，就有獲取知識的剛性需求存在，就有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存在。傳統出版社要做的並不是盲目仿效別人的成功模式，而是應該摸清家底，準確定位，發揮品牌優勢，以專業學術內容為基礎，以行業機構市場為導向，適時進行產品形態的組織，以便在新的市場形勢下，實行精確化、垂直化、差異化的競爭策略。
記者：近幾年我國一直實行文化“走出去”戰略，您認為在當前階段我國如何吸收利用國外科技和先進經驗來推動中國數字出版業“走出去”？
康：隨著國際間交往的日益頻繁，走出國門的中國出版行業也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了國際化先進經驗和技術，但是由於曆史原因造成的商業運營經驗及市場意識的匱乏，越了解海外同行的經驗，反而越發有“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不知如何才能將自身現狀與先進經驗或技術完美結合。在此我願意與行業同仁們分享幾點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