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為製衡中國的崛起做準備。安倍上台以來，其東亞外交呈現出以中國為目標的“遠交近攻”特色，其對華政策由原來的“接觸+調適”轉變為“防範+製衡”。日本企圖利用東盟在麵對中國快速崛起時產生的焦慮和擔憂，加快“軍事正常化”步伐，提升日本在地區的軍事存在感，共同抑製中國不斷增長的軍事影響力。
第三，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受製於預算削減，它在東南亞的軍事部署也受到製約，這使得東盟國家對該戰略的“可持續性”及美國介入該地區的能力和決心產生懷疑。日本認為提升東盟軍事基礎設施和軍事實力有助於分擔美國的負擔，並且為未來美軍輪換部署該地區創造硬件基礎。2012年4月27日，美日“2+2”會議結束後，日本前外相玄葉表示，“如果這個倡議（以ODA提升東盟軍事實力）與美國安全戰略能發揮互補作用，那麼其係統作用和效率就值得期待”。[6]
第四，應對現實安全問題需要得到東盟的支持。作為以貿易立國的日本，它對海上交通線的安全異常關注，從過去積極參與打擊海盜到如今介入南海問題，都希望得到東盟的支持與配合。日本認為南海航線對其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很重要，甚至形容為“生死攸關”。[7]因此，日本在南海問題上或明或暗地介入，並扮演著“攪渾水和趁火打劫的角色”。[8]日本一方麵努力向東盟展示其海上能力及“和平意圖”，一方麵積極拉攏扶植相關國家以間接製衡中國，並換取進入該地區的立足點。
從東盟的角度來看，深化與日本軍事安全合作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東盟對日本在東亞安全秩序中的作用有了新認識。經過日本長年努力，東盟國家對日本曆史上犯下的侵略罪行已經有所淡忘，或者說已不再是影響其對日本看法的主要因素。據2008年日本外務省的民意調查顯示，東盟六國（新、馬、泰、印尼、菲、越）民眾對日本在維和、環保和反恐等區域與全球安全領域的貢獻期望值都很高。甚至有部分學者認為，“在過去六十年裏日本自衛隊是一支和平穩定的力量”。[9]
第二，東盟長期奉行“大國平衡”政策，在安全領域表現為在中美之間搞平衡，並試圖通過東盟地區論壇來“社會化”中國、拉住美國。隨著東亞地區權力變遷日益倒向中國及美國“重返亞太”力不從心，東盟也希望擴大視野，拉攏更多的周邊國家（如印度、澳大利亞）介入地區安全事務，以更好地維護大國平衡。[10]正因為如此，印尼總統蘇西洛在東京參加首腦峰會時表示，我們（印尼）支持日本在亞洲安全領域發揮更廣泛和更高水平的作用。[11]
第三，東盟希望借2015年實現一體化之機，提升整體實力（包括軍事實力），從而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日本有著先進的人才培訓體係、發達的技術儲備及雄厚的資金，利用日本先進的技術優勢和ODA援助，推動其軍備現代化進程。
第四，個別東盟國家希望日本作為“第三方”介入南海問題，以製衡中國謀求自身利益。這種意圖在越南和菲律賓身上尤為突出。據美國蓋洛普谘詢公司就“哪國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進行的全球民調顯示，在被調查的國家中，隻有三個國家的民眾將最多的選票投給了中國，而它們全都是中國的鄰邦：越南(54%)、日本(38%)和菲律賓(22%)，這些國家均與中國有領土爭端。[12]正是出於對抗中國的需要，菲律賓政府甚至公開表示支持日本重新武裝。[13]
日本—東盟軍事安全合作的前景及對策
概而言之，日本未來幾年將會進一步加大對東盟的安全外交力度，雙方在人員培訓、海上安全合作和國防技術合作等方麵還會有大的進展。當然，日本加強與東盟的軍事安全合作也麵臨一些製約因素。最主要的製約是來自東盟對日本的疑慮。
隨著東亞權力格局日益偏向中國，日本國民心態日益“焦慮”，外交政策日趨右傾。[14]它頻繁製造矛盾和緊張，甚至用“一戰前的英德關係”來形容中日關係的現狀，這種心態和政策顯然不利於整個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針對日本重點拉攏個別東盟國家搞“美日+X”的“少邊主義”行為，這種在東亞現有製度框架之外另搞一套的做法，隻會進一步弱化製度的有效性和統一性，並有可能造成東盟內部的分裂及其領導權的旁落。對此，中國和東盟都應有清醒的認識。
隨著2015年東盟一體化時間表的臨近，東盟的當務之急是求穩定、謀發展，而這兩點正是中國對東南亞外交的主要著力點，即“安鄰”和“富鄰”。就穩定而言，中國應積極參與地區安全事務，既要“自我克製”，也要“有所作為”。
一是加強雙邊軍事安全合作，增強高層互信。據筆者掌握的資料，中國至今與馬、文、緬、柬和東帝汶尚未建立雙邊安全磋商機製；2000—2010年，中國對東南亞的武器出口總額為4.24億美元，而同期美、俄的出口分別是48.43億和33.66億美元。[15]由此可見，與中國—東盟之間熱絡的經濟、文化合作相比，安全合作明顯滯後。中國應該進一步加強與東盟主要成員國（如印尼、越南和泰國）的雙邊防務合作，如人員培訓、國防技術合作及非傳統安全合作，培育軍隊高層之間的職業聯係，夯實軍事互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