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一直默默無聞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風光過，出了110名進士、421名舉人。這個數字無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華中地區已經極為奪目。麻城建立了許多家書院，成為周遭的學問中心。但是，教化並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繼續發生。
地主、富戶和奴仆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終爆發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區的“奴變”。麻城是衝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吳偉業曾描述道，奴仆們“昂然進村，劫掠喜好之物”。他們甚至手持刀劍，強迫主人允許他們恢複自由。而在變亂之際，地方的強人則嘯聚山林，據寨自守，對於生活在這樣一個四戰之地的民眾來說，除了暴力之外他們也沒有更多選擇。
為了維護正統的價值，精英分子也並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時候，他們是暴力的推崇者。麵對奴變，新上任的麻城知縣認為，恭順服從者才是忠誠的人，有資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權限之內逮捕處決了所有參與叛亂的人。
另一個例子更加鮮明。明末麻城的著名人士梅之渙，是一名“浪漫而多產”的詩人，是李贄和錢謙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杖亦聖主恩，殺亦聖主恩。不殺複不杖，遣戍何足論？”羅威廉認為，這首詩表明梅之渙坦率地為暴力的合法性進行辯解——這一點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擔任官職期間，確實毫不手軟地實行了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處死多達840餘名叛逆者。而當他被革職回鄉之後，他毫不猶豫地修建堡壘、組織團練，對抗途徑此地的叛軍，以及盤踞大別山的土匪。為了震懾敵手，他將每一個可疑分子斬首，將他們的頭顱懸掛在長矛上示眾。
示眾這個詞是為人所熟知的，作為一種統治術，它通過對暴力和恐怖的展示來規訓群眾。《殺千刀》一書研究了中國古代的淩遲酷刑，這種極致的酷刑用於懲罰罪大惡極的犯罪，比如謀反、忤逆人倫。傳統儒家一直主張“德主刑輔”，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一直有讀書人對酷刑提出嚴厲的批評，但並不妨礙這種據考證來自蠻族的刑罰在宋代被吸收，並在明清兩代被寫入成文法。
為了維護正統，酷刑的震懾與馴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清代被視為儒家道德聖人的曾國藩，在民間卻有“曾剃頭”的惡名。
誰是無辜者
在某種程度上，20世紀20-30年代的革命，是曆史上很多次貧民和精英階層衝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傳統道德隻是理想，無法安撫麵臨饑寒威脅的底層民眾。
在20世紀頭三十年中，被生計逼上絕路的農民與富人們衝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願或者被驅使加入紅槍會等民間暴力社團，激進者則在一些讀書人的帶領下成為革命者。農會與富人和保守勢力的鬥爭很快從口誅筆伐升級到殺戮，包括暗殺、謀殺和縱火，暴力產生仇恨，仇恨則進一步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對麻城居民而言，持續不絕的暴力無疑是一場災難。在國民黨軍隊對革命者的清剿中，紅區的上萬居民被殺死，甚至一次活埋多達3500人。
在農民眼中，鎮壓革命的夏鬥寅是一個近乎惡魔的人物。他殺人毫不留情，尤其對婦女采用各種帶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鐵棍穿過乳房，袒露著身體遊街。他的手下把農會會員的耳朵裝滿大桶，作為獻禮。這樣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告一段落。
羅威廉說，麻城的故事並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國”。
但是麻城的暴力史，無不與整個中國的動蕩聯係在一起，於是也有了從麻城的血雨腥風窺視曆史上中國社會暴力根源的價值。(吳從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