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稍顯整齊劃一的廠區一條馬路之隔的，是工人們居住的窩棚區，它綿延數英裏，沒有衛生設施，且電力有限。幾塊木頭，幾片船上的鋼鐵搭建而成的簡易住房。大多建在潮濕的泥土上，有的甚至是在瘧疾病菌肆虐的沼澤。一波波的黑色煙霧和工業粉塵混雜著籠罩在窩棚區上空，隨處大小便形成的惡臭充斥著這裏。
工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蚊子和蒼蠅在耳邊縈繞。若是傍晚來到窩棚區，可以看到吃完晚飯的他們或是躺在破爛油氈地板上，或是坐在牆角邊，酗酒、抽煙、與妓女調笑。
如今，在阿朗工作的人有4萬多，他們多為男性，從遙遠的奧裏薩邦和北方邦而來。另有2萬人從事相關行業——性產業或是販賣二手商品。
盡管拆船產生的利益巨大，但每一個工人每天幹滿12個小時，隻能得到1至2美元的報酬。而且，若是將船隻拉上海灘時被繃緊的繩索打傷，拆船時遇上爆炸被炸傷，或是長期暴露於舊船的有毒物質中而染病，那麼這名工人就會立刻失去工作，且不能獲得任何賠償。除此之外，艾滋病、瘧疾等疾病也給工人們的健康帶去威脅。
曾有一名巴西攝影記者在1993年“臥底”阿朗一家拆船廠，將身處黑煙、烈火，從頭到腳油膩膩的工人們憔悴的模樣拍攝了下來，發布出來。這引來世界各地人權組織批評的聲音，但並未讓工人們感激那位巴西記者，“（他）
偷拍照片一定帶著一種道德優越感，這令我們憤怒。“不少工人通過翻譯對朗格維舍說。
工人口中“西方人優越感”的表現並未就此停止。
1996年，當時的《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英格倫開始對阿朗拆船業進行跟蹤報道。這一行為發生的原因是，在阿朗打響品牌之前，最為興盛的拆船業就存在於巴爾的摩。經過調查，英格倫發現美國很多船隻，甚至是軍艦都來到阿朗拆解。而這引發的後果是，阿朗的環境正越來越惡化。
“要麼忍受，要麼回家挨餓”
1997年，英格倫的報道被發表。阿朗拆船業在法律、經濟和環保上“一塌糊塗”的情況引起美國和北歐國家的關注。
在這些國家的人們看來，西方世界正在“過分地利用阿朗，汙染阿朗”。一些歐洲中產階級在看到阿朗的照片後，開始認為“自己國家的工業加重了發展中國家的痛苦”。另有批評人士稱，阿朗恰好體現了國際化的弊端——發達國家將垃圾送往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國家又無法妥善解決。
非政府組織綠色和平組織隨即將阿朗視為國際過度開發利用的“典範”，發起了一項國際運動，旨在改變拆船業的標準。結果，歐盟及位於倫敦的國際海事組織開始對開往阿朗的船隻進行控製。
這一舉措在2000年後慢慢產生影響，阿朗拆船業的利潤逐漸下降。一些拆船廠的所有者不再像從前那樣躲避西方媒體的采訪。
“訂單一下子少了很多，因為阿朗被曝光了，很多客戶悄悄地把船挪向了更為隱蔽的海灘。”普拉溫·納嘎森來自印度孟買，是最早在阿朗開辦拆船廠的商人之一。他和幾名同行曾經非常討厭西方媒體記者，但自2006年開始頻繁接受采訪。
“西方將自己的標準強加給阿朗拆船業是不公平的……因為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阿朗不能滿足相應的環保標準。”納嘎森說，“說不定，是那些西方人看到（拆船的）利益巨大，想要收回去呢。”他略帶鄙視的神情，向一名記者發問，“聽說，美國一些商人又開始籌劃恢複拆船廠了？”
站在納嘎森旁邊的是他的老朋友傑森·白，“138號廠區”巴拉拆船有限公司的合夥人之一。“我想問綠色和平組織的是，你是想要讓我們從一開始就餓死，還是擔心汙染問題？”他咬牙切齒的表情讓記者嚇了一跳，而後者的回答是，“它（環保組織）認為你並不需要做出那種選擇。”“那是胡說八道。”傑森·白反駁道，“在阿朗，環境保護比生存下來的重要性低得多！”
事實證明，傑森·白的話是對的。危險環境、工作時間長、低收入並未阻止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阿朗。對這些體力勞動者來說，在阿朗幹活“收入算高的，環境也能忍受”，“至少比孟加拉國的那些拆船廠條件好得多。在孟加拉，你就像一隻隨時會被遺棄的狗。”一名工人說，“你要麼忍受，要麼回家挨餓。”(艾蘭 周奕肖/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