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後，隨著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到來，為了“大煉鋼鐵”， 張季鸞陵園周圍幾個人民公社先後派人將陵園內外的洋槐、白楊、“秦嶺鬆”砍倒，送入“大煉鋼鐵”的小高爐，煉出一塊塊廢鐵疙瘩。到了一九六六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曾經氣勢非凡的張季鸞陵園中，那些用江南運來的上等石材製成的上麵刻有蔣介石、林森、胡宗南等名人名字的一塊塊石碑，包括墓基上的眾多石條、青磚，都被附近村民裁切、砸碎用來蓋自家房子了。到末了，張季鸞陵園幹脆被推土機推平墓塚，變成一片莊稼地，一分為二劃撥給了玉村和竹園村村民耕種。就連中華民國政府當時頒發給張季鸞妹妹保存的購置四十畝墓地的寶貴地契，也被“造反派”抄家時燒毀了。還是在“文革”造反的混亂中，張季鸞的墓地也被人強行挖開了，致使闊大的陵園保存下來的葬品所剩無幾。
一九九九年初的一天，定居香港的張季鸞獨子張士基給西安的張季鸞外甥女李賦英打來電話，說他的大女兒——張季鸞的大孫女張哲子聽說爺爺墓地的慘狀後，願意拿出一萬元港幣，讓李賦英幫忙把爺爺墓地整修一下，立個碑，以便祭奠。李賦英感到義不容辭，一口答應下來，她坐著公交車，從西安市區到長安縣城，來來回回求爺爺告奶奶，最終拿到了一畝地的批文——正是當年張季鸞陵園盡頭墓碑所在的“黃金寶地”。盡管與五十七年前“占地四十畝，鬆柏成林”的陵園規模無法相比，但是作為一個退休水利工程師的李賦英已算立下汗馬功勞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張季鸞新的墓碑和墓塚終於重新建立起來了。就是我當下看見的情景。
四
一八八八年三月二十日，張季鸞出生於山東省鄒平縣。他的父親張楚林（字翹軒）雖為晚清進士，然官運不濟，最大官職不過區區鄒平縣縣長，還早早去世了。
一九○○年，張季鸞父親客死濟南，十二歲的張季鸞與母親王氏及兩個妹妹扶柩歸葬老家陝北榆林。
一九○二年，十四歲的張季鸞離開榆林市，前往禮泉縣九山下“煙霞草堂”，師從關中名儒劉古愚研習經世之學。
一九○五年，張季鸞考取官費留日，先入東京經緯學堂，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攻讀政治經濟學。留日期間，他開始與孫中山的革命黨人交往。
一九一一年，張季鸞應邀到陝西同鄉於右任在上海創辦的《民立報》當編輯。
一九一二年一月，中華民國成立，經於右任保薦，張季鸞擔任了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參與了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的起草工作。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三架馬車”在天津主持的全新《大公報》問世。張季鸞親撰社評《本社同仁之誌趣》，鄭重聲明：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係，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麵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圃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以上四者，為吾人誌趣之大凡。”
社評明確提出了“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強調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重要性，力主保持報紙的獨立、客觀和公正。而張季鸞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八字既出，真的是擲地有聲，聲振寰宇。從此界定了《大公報》——中國迄今發行時間最長的中文報紙的堂堂報格。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國民黨要求全國各個報刊一律稱共產黨為“共匪”，隻有《大公報》從未服從過這個命令。
一九三五年，在國民黨的一片“剿匪”聲中，惟有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敢於發表名記範長江采訪延安的專稿《中國西北角》《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如實報道陝北紅軍的真相，即便蔣介石也奈何不得。正是因為《大公報》恪守“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大公報》獲得了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獎章。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榮譽。由此肯定了張季鸞先生的主張：“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麵目。”
有人說，張季鸞的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因為披露政府內幕，敢於仗義執言，張季鸞先後被袁世凱和段祺瑞投入監獄。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張季鸞在重慶病逝，年僅五十四歲。張季鸞在遺囑中自稱：
“餘生平以辦報為惟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 日，重慶各界為張季鸞舉行規模空前的國葬。蔣介石和周恩來等親自參加。正是由於張季鸞的凜凜風骨，國共兩黨最高層都在第一時間發唁電悼念。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安的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吳玉章、林伯渠五人致電重慶，表示吊唁。電文說：
“季鸞先生在曆次參政會內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肅電致悼，借達哀忱。”
當時在重慶的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也發出唁電稱：
“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
國民黨總裁、中華民國總統、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國民參政會議長蔣介石（抗戰後期蔣介石擁有頭銜最多，達27個）的唁電則是：
“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握手猶溫，莒聞殂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
五
說到張季鸞病逝，國民政府以國葬的形式來安葬張季鸞。蔣介石、周恩來代表國共兩黨親自參加公祭並致送挽聯，表示哀悼。對一個老報人如此禮遇，在中國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這，恰恰是張季鸞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以一九二七年為例，一年裏，張季鸞三次勇敢抨擊蔣介石。
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兩黨分裂，大革命失敗。四月二十九日，張季鸞在《大公報》寫出社評《黨禍》：
“青年血氣方剛，不論其思想為左傾為右傾，凡能如其主張敢於冒險力行者，概屬民族之精英，非投機取巧者可比。輕加殺戮無異於殘害民族之精銳，成為國家之罪人。”
在張季鸞先生筆下，蔣介石殺戮青年、殘害進步，是國家的罪人。社評還說：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蔣介石曾表示服從，現在卻翻雲覆雨，大開殺戒，實屬口是心非下流醜惡的兩麵行為。張季鸞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明確表示“極端抗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張季鸞又發表社評《黨治與人權》，難能可貴地從保護人權的高度再次呼籲軍閥放下屠刀，要蔣介石停止“軍治殺人”，嚴厲抨擊國民黨濫殺無辜的行徑：
“所犯罪狀，概不宣布，殺者何人，亦秘不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介石與宋美齡於上海西摩路（今陝西北路）三百六十九號的宋家和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華飯店舉行隆重的結婚儀式。此一結合曾被時人一語雙關地戲稱為“（蔣）中（正）（宋）美（齡）合作”。結婚之際，正是主持北伐的蔣介石基本上征服中原躊躇滿誌的時刻，無論是接受報刊采訪還是麵向公眾發表演講，意氣風發的蔣介石都要誇大宣揚時髦的“婚姻與革命”人生觀。大意是倘戀愛不成功，婚姻不幸福，則人生與革命均了無生趣。此論一出，社會各界讚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