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溫州經濟模式確實存在“低小散”的問題，這是溫州的勞動力素質、民間金融的規模等製約因素作用而形成的，也有外界與體製阻擊的原因。最明顯的例證是，當溫州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對勞動力、資金等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有了更高的要求。大約220萬溫州商人（占溫州總人口近1/3）攜帶著數以千億計的資金，在中國乃至全球各個角落，為自己創造著財富，也為當地創造著GDP、稅收和就業機會。這是溫州資本突破地域與資源束縛的艱難努力。
我們本可以希望溫州模式這一內生的市場經濟模式，作為火種播撒到各地，但不幸的是，溫州人的這一努力屢屢受限。溫州商人的突破不僅受到地域分割、產業規劃等等限製，還受到內部阻擊：當地政府也並不歡迎外遷行動，因為這些產出無法計入當地的GDP。當地一份文件還宣布：與世界500強企業合資合作，投資強度達到一定要求的，土地價格按同一地段綜合價下浮20%；與世界相關製造業龍頭企業合資合作，投資強度達到一定要求的，土地價格下浮10%；特別重大的合資合作項目，用地實行一事一議，可享受更加優惠政策——這意味著溫州本地好不容易形成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將受到嚴峻挑戰。
稍懂經濟學知識的人都清楚，資源不能充分自由流動與競爭不公平意味著什麼，因此，溫州產業經濟的“低小散”既有目前經濟發展勞動力限製等方麵的原因，也是各地市場圍城普遍存在的必然結果，這不是溫州經濟模式的錯誤，而應被視為無奈。
在這一情況下，社會需要做的是為溫州模式的繼續發展掃清障礙，使之擺脫“低小散”而走向“高大全”，而不是加之以更多的束縛，用威權經濟模式代替民間市場經濟模式，這就像把美國模式強行移植到英倫三島，讓人匪夷所思。
6.浙商：把握火爆中的適度微調
一直很佩歎浙商在辦企業、做生意方麵的超前意識和吃苦精神，所以對與浙商有關的信息格外關注。前不久，閱讀一則報道讓我產生了一些讀後感，在此記錄茲，以為一己之見。
筆者認為，今日浙江商人，已經發展成為當下中國經濟圈中一支最有影響的力量。但是，蓬勃發展中的浙商也有兩個思想苗頭值得注意。
其一，普天之下舍我其誰也？筆者曾到浙江進行深入采訪，當時溫州的民營經濟正在興起。溫州人很低調，許多浙江商人也都在默默無聞、腳踏實地地發展著，而當時，人們都隻是把目光盯向廣東的商人和老板們。可10幾年以後的現在，全世界都不敢小看溫州，小看浙商。與此同時，廣東商人反而顯得風頭漸弱了。從筆者和浙商的接觸中，現在的他更擔心浙商被人們大看而不是小看，並在被大看之後，使得一些浙商變得有些飄飄然，有些故步自封。在這個問題上，既有昔日粵商的前鑒，也有今朝部分浙商的教訓。
其二，大雞不再愛吃小米。浙江人以前是小雞常常吃小米，幹人們不願幹或者不屑於幹的小事情，做許多商人不願幹或者不屑於做的小買賣。現在有的浙商在企業做大以後，在生意紅火之後，卻有了某種浮躁心態，大雞變得不屑於吃小米了。據某媒體報道說，2004年初，曾經有不少溫州老板找到筆者，想拉筆者一起合作“炒城市”。他們再三對筆者強調說，我們不是“炒樓”，炒樓太慢，“炒城市”很來勁，可以把兩三個億迅速炒到兩三百個億，而我們的利潤可以是兩三千萬。我們找你，是要小資本做大事業，聯手打擂掙大錢。這樣“豪放”的想法，讓筆者當時聽了就嚇一跳，心想，你們想一步登天啊。
對此現象，浙江研究專家、北京華夏聖文管理谘詢公司資深培訓師汪洋認為，這樣的“豪放”之舉是浙商傳奇泡沫化的開始，也是企業經濟危機的開始。這位浙江研究專家直言，家族製企業往往是這種“豪放”之舉的生力軍。因為，家族製企業更多的是說一不二的決斷權，少的是民主的決策、科學的決策。這樣，一家之主的魄力常常就決定了企業的經濟走向。對了，固然是好，不對，也很難有人事先出麵說不。
浙商是家族製企業所占比例最大的群體，這有著曆史的軌跡。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家族企業在浙商的發展中確實起到過不小的作用，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經濟專家普遍認為，家族企業必須往“三權分立”的方向走，隻有這樣，才可能使企業的決策更加科學民主，使企業的人力資源得到最好的發揮。
此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還取決於組織學習和創新能力。作為民營企業，必須把個人知識轉化成組織資源，用人才的同時更要用先進的知識、用群策群力的大智慧。中國有“曹衝稱象”的故事，這個故事告訴人們，中國人曆來善於用個人的智慧巧妙解決難題，而許多外國人卻善於整合集體的資源解決大難題。柏楊先生說，國人常常在許多時候，一個人是一條龍，10個人就成了一條蟲。而老外就相反：一個人是一條蟲，10個人卻成了一條龍。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區別。這話未必全對，卻也有它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