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一直以一種“抱團”精神鏖戰市場。正是這種血肉相連的信念和意誌，推動著浙商的商業“戰車”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但是，此次華東鞋城內部的震蕩，卻讓人深思：依靠鄉情或者親情連接起來的商業紐帶，永遠是“東方不敗”的市場武器嗎？
浙江商人在開始打拚市場的時候，依靠鄉情、親情的力量，創造了商戰中的一個又一個的神話，可以講正是一種“草根”的團隊力量，建立起浙商的市場影響力。但是，隨著市場的成熟以及浙商個體力量的強大，他們賴以生存的“草根”精神，已漸漸地退隱到他們的血脈中，而不再體現在具體的經營行為上。在這種情形下，越來越多的小老板越來越需要自己的話語權，章慶洪等浙商巨頭一言九鼎的局麵，當然就會遭到顛覆。
在市場經濟中，親情和市場法則並不是一對矛盾體，但是在麵臨利益的選擇時，親情有的時候就顯得弱不禁風，此番華東鞋城代理商的集體撤離，就是一個典型的詮釋。應該理性地看待這場在浙商中間產生的震蕩，任何對此的道德評價，都是片麵和狹隘的。
凡事有利有弊。從某種程度上講，浙商們在尋求自己的利益時，不再受狹隘的親情囿限和羈絆，這既是對他們經營智慧的考驗，也從一個側麵體現出他們的成熟。
對華東國際鞋革城來說，幸運的是這一切都仍在掌控之中。出走的僅僅是少部分，埋怨的也僅僅是出走的人。不過，這次“嘩變”也讓一直以為勝券在握的華東冒了一身冷汗：即使是曾經關係如兄弟的夥伴，麵對現實的誘惑時也會動搖。古人有雲，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商家在考慮自己贏利的同時，是不是也要考慮雙贏、三贏、甚至更多方的“眾樂樂”呢？
3.聯合，“浙江模式”變革的突破口
聯合，一個時代的主題曲，無論是浙江本省還是全國其他地方，浙商間聯合出擊的事例層出不窮——當第一個中國民營財團在浙江誕生，當習慣了單打獨鬥的浙商結成投資聯盟，當強強聯合使原本的“山大王”成為一個團隊裏的戰友的時候，其實，用不著驚訝，也用不著稱讚。
因為浙商的天性裏就有一種東西——應時而變，還因為他們的天性裏就有“抱團”、“聯合”的生命基因。隻不過以前的“聯合”與“抱團”，更多的表現為產業鏈的分工合作，表現為“結伴闖天下”的抱團打拚。君不見，有一兩個浙商在那裏建設市場，就有成百上千的浙商去響應，成為市場裏的經營者；君不見，有浙商打出“浙江製造”的品牌，就有成千上萬的浙商甘願默默無聞地替他做配套；君不見北至漠河，南至天涯海角，都有“浙江村”、“溫州村”、“台州街”的繁榮？“有錢大家賺”、“抱團打天下”，向來就是浙商的“經營寶典”。
隻是，過去浙商的抱團與聯合更多的是“雞頭”與“雞頭”的聯合，經濟利益體之間的聯合並不影響各自原有的企業文化、組織架構、經營模式等等。但時光之槳在市場經濟的大海裏劃出了陣陣浪花，使得聯合與抱團的形式有了本質的變化——這種聯合更多的是改變了原來的經濟利益體，並迫使其企業文化、組織架構、經營模式等隨之發生巨變。所以，這種聯合其實是一種適應新時代的變革。
（1）聯合，是一種需要
當更多的浙商主動地結成聯盟體，可以肯定的是：浙商已經進入更高的投資領域。他們主動聯合的目的，除了做強做大之外，還有打破壟斷，衝破“天花板”的渴望。
記憶閃回到2004年6月，在參加溫州中瑞財團開業慶典活動的時候，記者曾問中瑞的新聞發言人：“目前的中瑞，在本質上是否應該說更像一個股份製的投資集團公司？”得到的回答是：“中瑞的最終目標是金融，但目前的重點是做實業。有了財團這麼一個平台，先把產業做大做強，同時在國家政策允許範圍內向金融滲透，最後達到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
簡短的回答，一個民營企業集團渴望進入壟斷行業，渴望衝破發展的“天花板”的願望一覽無餘。
如果說，打破壟斷還是少數浙商的雄心壯誌，抵擋市場風浪，衝破成長瓶頸是更多浙商走向聯合的動因。
2003年5月，溫州的八大“鎖王”——“五洲”、“堅士”、“寶得利”、“霸力”、“華光”、“金馬”、“金得利”、“康佳”聯合在一起，組建了亞洲規模最大的製鎖企業強強集團。在外人眼裏，溫州鎖具在全國獨占一席，溫州市製鎖企業500多家，是目前國內最大的鎖具生產基地，其產品在全國市場份額占65%，居全國首位，為何他們還要結成強強集團呢？
答案是：雖然溫州鎖具全國之最，但在單體規模上，溫州企業，包括幾家“鎖王”都無法與國內另外兩個鎖具生產基地廣東、山東的幾家“鎖王”相抗衡。溫州鎖業的優勢隻體現在總量和價格上，在質量和品牌上還遠遠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以強強聯合的方式進行產業重組，是擺脫小、亂、差、弱、低局麵的必然選擇。
當歐美“特保風暴”吹來，國內紡織企業的“後配額喜悅”煙消雲散之際，慈溪市的六家民營企業聯合投資打造的杭州灣腈綸有限公司，采用了德國拜爾公司的最新技術，突破了以往產品技術含量低、產品檔次低等的發展瓶頸，從而占領了市場製高點，在“特保風暴”中傲然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