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軍民關係上，紅軍也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時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井岡山鬥爭時期，工農革命軍每到一處是十室九空，除了少數老年人以外，很難見到青壯年人。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每天都對部隊講話，反複說明我們是工農子弟兵，要求大家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黨的宗旨往往是通過自上而下來帶動的，以毛澤東、朱德為代表的黨和工農紅軍的領導人身先士卒，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1928年冬，井岡山一連下了十幾天大雪。朱德由於衣著單薄，手足都生了凍瘡。軍部從群眾家裏借來一把陶器壺，燒點熱水給朱軍長洗洗腳。一天夜裏，朱德不小心把茶壺打破了。第二天，朱德親自去賠茶壺，並表示道歉。正是因為黨始終關心群眾疾苦、始終重視群眾問題，不斷給群眾帶來實惠，使我們黨和紅軍在井岡山站住了腳、紮下了根。
二、井岡山精神體現著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就在於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鬥爭中，結合具體的國情，逐漸形成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八七會議後，我黨雖然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但仍然把著眼點放在城市當中。當時的中央仍然以十月革命和北伐戰爭的經驗為依據，堅守城市中心論的舊公式。這種指導思想因襲過去的經驗，仍然以占領中心城市為主要目標。在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失利之後，革命的道路在哪裏？該怎麼走？
毛澤東領導的以攻打長沙為目標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遭到挫折後，他沒有機械地執行上級的決定，而是根據實際情況，耐心說服起義將士，作出了向萍鄉退卻的決策；在引兵井岡之前，又進行了三灣改編。前者，就是果斷地摒棄了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原定計劃，向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地區轉移。後者，則成為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
正確的決策是建立在科學的調查基礎上的，是在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導下得出的。毛澤東通過考察羅霄山脈區域後，得出結論說：“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澤東在革命根據地先後撰寫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通過對國情的分析並以此出發，強調“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在地方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封建性的軍閥割據局麵，以及帝國主義爭奪中國權益的矛盾下加劇了的中國統治集團的分裂，決定了白色政權的不統一和戰爭是不可避免並持續不斷的，也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形勢繼續向前發展是沒有疑問的。
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必然遇到許多特殊的問題。當時在中共中央出現了背誦“本本”，照搬蘇聯經驗的問題，一些教條主義者曾譏笑說“山溝裏沒有馬克思主義”，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正是從山溝裏出來的，是從井岡山鬥爭的實踐、實事求是中孕育和發展出來的。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蘇區時期連續三次“左”傾錯誤，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動輒以“反共產國際”的大帽子嚇人，打擊排擠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等同誌。然而，毛澤東堅持唯實不唯上，唯物不唯心，他身體力行，立足於中國實際，強調調查研究，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找到了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解決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問題。他在尋烏調查期間所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就是第一篇論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哲學論文，他指出：“我們的鬥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