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西方遇見東方——明清傳教士（上）
史林尋蹤
作者：趙偉 董強
基督教在中國有1300多年的傳教史。唐代“景教”傳入華夏；元代“也裏可溫”（又名“十字教”）在中土盛極一時；明代中葉，隨大航海時代來臨，基督教重獲來華傳教契機。然而，前3次傳教均偃旗息鼓。直至晚清，傳教士與船堅炮利的殖民者一道，最終叩響了中華帝國的大門。
明末傳教活動
歐洲冒險家揚帆遠航、遊曆世界的地理大發現時代，東方明帝國的萬曆、天啟兩位皇帝卻龜縮於深宮之中，醉迷黃老道學。旌旗飄揚的西方商船早已在中國東南沿海大門口遊弋，明廷以“閉關鎖國”為名，嚴禁西人擅自登岸。難以泯滅宣教意誌的傳教士憑借執著信念，開始在亞洲各國布施傳道。1552年，葡萄牙傳教士在日本傳教斬獲新功。與此同時，西班牙人沙勿略滿懷信心地謀劃在華傳教。令人歎惋的是，沙勿略最終隻登臨了珠江三角洲西南麵的上川島。此島距大陸觸手可及，神父卻隻能望洋興歎。不久，沙勿略罹患疾症，含恨離世。翌年，葡萄牙人賄賂明朝地方官員攫取澳門居住權，傳教士便有了在華傳教的基地。
1555年，一名叫巴萊多的神父為贖回葡萄牙水手與基督徒出獄，在廣州停留兩個多月。期間，巴萊多與廣州名仕公開激辯，竟遭唾麵惡語。1565年，巴萊多在澳門逗留兩年後，一名叫培萊思的神父再入廣州城。培萊思向廣東布政司衙門遞送中葡雙語書函，請求中國政府允許他駐穗傳教。傳教士受布政使禮遇，茶歇閑話間，布政使問其是否精通漢語，培萊思直言不會，布政使撫須笑言：“那請您先做學生，學習我們的中國話以後再做我們的老師，給我們講解你們的教義。”培萊思遂作罷。不過，返抵澳門後，培萊思創立了中國第一所耶穌會院，精心培養適合在華傳教的神父，這便是享譽一時的聖保祿學院。培養熟稔漢語、通曉中華文化的神父，與耶穌會印度傳教團視察員範禮安的想法不謀而合。範禮安未雨綢繆，行前留書指示，要求在華神父應勤學漢語，通曉中華禮教，為有朝一日在華傳教蓄勢待發。範禮安返回印度教區後，勸言有能力的神父前往澳門傳教，這當中便有我們熟知的羅明堅與利瑪竇等人。
1579年，羅明堅飄洋過海抵達澳門。遵照範禮安囑托，羅明堅潛心研學漢語及中國文化，並拜一位中國畫家為師。羅明堅經過刻苦研習，很快便掌握了1萬多個漢字，並能夠熟練閱讀、寫作及進行口語交流。1581年，羅明堅3次跟隨葡萄牙商人進出廣州城，頗得廣州海道官員賞識，應允其在廣州留宿，被粵人尊為“有中國文學修養的神父及老師”。1583年，羅明堅與利瑪竇再次進入廣州。憑借熟練的漢語和自鳴鍾、三棱鏡、金幣等西洋器物，羅明堅打動了兩廣總督陳瑞，獲得了傳教士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個居留地，即廣東肇慶的天寧寺。為了入鄉隨俗，羅明堅與隨行的巴範濟神父仿照佛教僧人剃度刮須，這種主動融入中華文化的態度博得中國官員好感。繼任兩廣總督的郭應聘甚至應準他“撥地建寺築舍”的請求，向往來廣州、澳門的傳教士頒發“路照”準予通行。從此，傳教士在內地可以合法地建立教堂，進行傳教活動。羅明堅縝密考察沿海地貌，繪製詳細地圖，首次在歐洲出版了《中國地圖集》。他還與利瑪竇合作將儒學經典《四書》譯成拉丁文，在羅馬公開刊印。他還編纂了第一部中文版雙語字典，即《葡華辭典》。
利瑪竇在羅明堅之後抵達中國。利瑪竇深知士大夫是中華帝國統治階層的中流砥柱，為有助於傳教，他廣泛結交高級別官員，步入上層社交圈。與其交往甚密的有擔任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的徐光啟，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和監察禦史楊廷筠，這3人入教授洗，世稱“聖教三柱石”。其餘諸如內閣首輔沈一貫、吏部尚書李戴、禮部尚書馮琦、刑部尚書蕭大亨等人雖未入教，但亦與利瑪竇交往頻繁。利瑪竇不僅與朝廷重臣保持友善關係，還廣結地方賢達文仕，如常熟籍名仕瞿太素，南昌籍名仕、著名理學家章潢，泉州籍名仕、泰州學派宗師李贄等。
對利瑪竇而言，最大的幸事莫過於覲見中國皇帝。1601年1月，利瑪竇獻上的16件西洋奇珍異寶，尤其是自鳴鍾與西洋琴，令萬曆皇帝愛不釋手。由於宮中無人調試，傳教士受宣定期進宮修繕。為給皇帝演奏西洋琴，利瑪竇仿天主教讚美歌作曲8首，並填寫中文歌詞，編印《西琴八曲》。為此，利瑪竇頗受萬曆皇帝寵幸，遂準其長期居留京城，並每4個月領俸銀一次。利瑪竇的最大功績莫過於與徐光啟合作編譯了《幾何原本》以及繪製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幅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將西洋先進的天文、地理、算術等知識傳授給士大夫。1608年，利瑪竇著手撰寫新著《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但並未成書，其於兩年後患隱疾在北京逝世，並成為第一個經皇帝允準在中國安葬的外國人。多年後，利瑪竇所遺存劄記被寓居北京的金尼閣神父發現，並整理成書帶回歐洲。據傳，金尼閣神父首次將《詩經》譯成西語，他還穿著漢服出入歐洲貴族舉辦的各種社交場合，借以宣揚利瑪竇及其他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功績，使得西方社會掀起了一股“中國熱”，大批年輕傳教士慕名申請赴華傳教。然而風雲變幻，沒等傳教士接踵來華，萬曆末年掀起的一場狂風暴雨般的教案使一切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