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的辦報思想對當下的啟示
傳媒史話
作者：吳彥昊
梁啟超開啟了中國曆史上“政治家辦報”的先河。以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救亡圖存”為口號，以“改革變法”為主旨，通過一係列辦報活動領導發動了19世紀末期一場維新變法運動。他喚醒中國近代人覺醒，成為後來辛亥革命的啟蒙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戊戌變法思想啟蒙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梁啟超的辦報思想今日仍然值得借鑒。
梁啟超的主要辦報思想
對梁啟超的辦報思想，下麵選取其在報紙刊登的文章《戊戌政變記》和所辦報紙《時務報》、《新民叢報》進行分析。
（一）《戊戌政變記》
梁啟超親眼目睹了戊戌變法的前後始末，撰著《戊戌政變記》發表於日本的《東亞時報》和他在日本主編的《清議報》上。他詳細地論述戊戌政變的發起與終結，分析了戊戌政變的原因。
之後“勤王求救”是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日本之後的主要活動。而“王”——光緒帝被慈禧封禁。在《戊戌政變記》上可以看到康有為、梁啟超細數慈禧罪惡。他們還發表了《光緒聖德記》專章，用以顯示光緒帝之“聖”，把光緒說成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絕世好“聖主”，一旦光緒帝能夠複位，變法就能成功，中國就會有希望。《光緒聖德記》的宣傳氣氛濃厚，虛誇浮張，脫離實際。
光緒的確是位有才能的君主，但絕非《光緒聖德記》裏神化了的那位君主。梁啟超後來也“不敢自承”，後來特舉《戊戌政變記》為例，說：“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使，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①他之所以“真跡放大”，正是為了“勤王求救”，言光緒之“聖”，希望他重掌政權，激起民眾對慈禧不滿，擴大影響，為“勤王”活動做輿論準備。顯然梁啟超把報紙看作宣傳政治主張、鼓舞發動群眾的大舞台。
（二）《時務報》
《時務報》是維新派最重要的輿論陣地。“喉舌論”是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梁啟超認為“比鄰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為不相聞問，則有耳目而無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則有喉舌而無喉舌”。②
而在實際的辦報過程中，報紙成了宣傳改良派政治主張、對民眾進行感染和教化的陣地。梁啟超在《〈清議報〉敘例》中也說：“為國民之耳目，作維新之喉舌。”梁啟超借以聞名的“時務文體”和“新民文體”也都是政論文體。
隨著《時務報》銷行日廣，洋務派代表之一張之洞企圖利用《時務報》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拉攏資產階級改良派，望其“入我範圍”。梁啟超的議論觸及洋務派的利益，張之洞知道後便說“頗不譯，謂明年善後局不看此報矣”，並揚言“另開一館，專駁《時務報》之議論”。③梁啟超因公離開上海時，汪康年乘機“總攬”，改良派言論被“改正”。梁啟超憤而離職，《時務報》也改弦易轍成為洋務派的報紙，其辦報活動果實亦拱手讓與他人。
（三）《新民叢報》
《新民叢報》與梁啟超之前所辦報紙不同，著重論說、學說、時局、政治、曆史、地理、教育，“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附從”，“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1902年11月《新小說》創刊，附設於《新民叢報》，當時的思想家黃遵憲在與梁啟超來往書信中曾提到“果然大佳，其感人處竟越《新民報》而上之矣”，④以黃遵憲的學養和身份，能給予《新小說》這樣的關注和稱讚，充分說明了《新小說》在當時社會上引起的巨大震動及其受歡迎的程度。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中提起：“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新民叢報》開始強調“變動科舉”、“工藝專利”，在康有為的引導下，提出學習西方，利用孔子在中國封建傳統的權威地位推動變法，進行宣傳，支持君主立憲。幾經更易，梁啟超累積了足夠的辦報經驗之後，不再完全依靠孔子儒學，而是大力介紹西方學說；不是幻想皇帝，而是寄希望於人民的覺醒。他說：“吾請以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例維何？曰：破壞而已。”⑤在看到革命派的成功之後，梁啟超也在其中吸取了經驗，並開始支持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盡管之後政治思想又再次轉為支持君主立憲，但其強調開啟民智的核心辦報思想沒有改變。在報紙的啟發下，一些進步青年開始對西方的政治有了簡單的認識。
對當下的啟示
（一）《戊戌政變記》的啟示
1.話語權
在單行本出版之前，梁啟超急於率先發表《政變前記》。這和康有為、梁啟超的“勤王求救”活動密切相關，旨在把握住恰當的宣傳時機，群眾容易接受革新宣傳。另外，他們是為了把握住話語權，以免被清政府搶先控製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