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中的故事多屬虛構，但中國古人在謀略術上的早熟和發達，仍讓人感佩。
——第四十七回 闞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
決鬥
許褚裸衣鬥馬超，精彩無比。充滿少年心氣的讀者尤其欲罷不能。
人不是公雞，不會隨便決鬥。決鬥之念，要麼懷揣強烈私仇，要麼出於對名譽的捍衛，要麼出於巨大的金錢利益。古羅馬角鬥士的殊死搏殺純屬無奈：獲勝才能活過今天，退縮或失敗皆死路一條。阿喀硫斯與赫克托爾決鬥，蓋因後者打死了阿喀硫斯的好友，許褚與馬超搏命，所為何來呢？
在不知愛國主義為何物的時代，將士打仗乃履行職責，或為了金錢，或出於養家糊口——伏爾泰說：“古羅馬軍團的百人隊隊長或軍事護民官隻把戰爭看作是可以賺一筆錢的生意，他們鎮靜地走向戰場，就像建築工爬上屋頂。”他們不會對敵人懷有刻骨仇恨，更不會對特定敵人抱有深仇。阿克頓勳爵在談及歐洲封建時代的戰爭特點時曾寫道：“統治者之間的彬彬有禮與他們對於下層的傲慢和蔑視是一致的。敵我兩軍的指揮官互相致詞，沒有憎恨，沒有激情，戰鬥以壯觀而高傲的隊列形式展開。戰爭藝術成為一種優雅、博學的遊戲。”曹操與馬超、韓遂間的戰爭，即有類似特點，他們雖迫於利益打仗，彼此卻無私仇，甚至還有交情。曹操與韓遂“按轡對語”雖出於計謀，兩人又確有舊情可敘。
所以，這種決鬥純屬紙上廝殺，無論心理上還是現實場景上，都很難想象它會發生。然作為紙上風流，娛樂指數很高。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鬥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荀彧
荀彧死因，是件一直有人說，一直有人信，但很少受到質疑的事。人們願意相信符合自身臆想的事，而質疑會使深信者失望，仿佛贏來的錢轉瞬輸光了。但呂思勉的質疑仍然有力，他說：“魏武帝真要篡漢，怕荀彧什麼呢？況且進爵為魏公，和篡漢有什麼關係？他後來不還進爵為魏王麼？”曹丕日後曾對孫權加九錫，封吳王。若加九錫意味著篡漢（魏），難道曹丕沒事犯賤，故意提示孫權篡位？
荀彧之死會否與曹操有關？當然會。在曹操留存下來的尺牘公文中，對荀彧褒揚最多，曹操多次撰文，向漢獻帝奏請增加對荀彧的封賞，所用詞語均是最高級的，如“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
權力場上波譎雲詭，友誼如同罌粟花，那份絢爛是帶毒的。通常，愛不足施者，恨亦不值加。人們總是將最深的怨恨，加諸自己寄望最切的人。可以肯定，如果荀彧做過讓曹操不快的事，曹操定然最為鬱悶。至於鬱悶的下文是什麼，隻能起荀令君於地下了。
荀彧一度很像曹操的朋友，但他們不會是朋友，正如孔明不是劉備的朋友，這是專製政治的特性所決定的。十九世紀的約翰·密爾說得到位：“中國的一個大官和一個最卑下的農夫一樣，同是一種專製政體的工具和仆役。”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鬥 孫權遺書退老瞞
權變
“權變”對應於“原則”。成語“事急從權”，點出了“權變”的屬性及適用範圍，簡單地說，它是一種緊急狀態法，隻能作為危機處理策略，有節製、有限度地加以使用。讀一部《三國》，我們半是興奮半是沮喪地發現：“權變”已然成為原則，真正的原則倒成了例外。
“借荊州”之說，有可能出自東吳史官的杜撰，意在強調劉備不義在先，替本方偷襲關羽找借口。這且不去管它，單就小說所敘情節，在劉備和東吳兩方，我們無法確認哪方更占理。從孔明三氣周瑜起，劉備即打定主意把荊州借到底。若劉備賴賬在先，後人就無權對孫權多加譴責。實際上，這根本不是一個圍繞道義的爭論，核心問題全看鹿死誰手。道義，有時是獲勝者的戰利品，有時是戰敗者的遮羞布，當孫權與曹操密謀並預先商定戰後的紅利分配方案時，“權變”徹底成為交戰各方的唯一準則。
迷戀權變，必臻殺伐。從東吳時而與劉備聯盟、時而與曹操勾結，可見他們的對抗並非水火不容，若放棄權變，坐下來談判，未必不能找到共贏之途。這就牽涉妥協之道了，對現代政治來說，“原則旁邊是妥協”（阿克頓語），而非權變；妥協的精魂是坦誠，權變的本質是欺詐。當然，此乃古人聞所未聞的概念，不提也罷。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南征
古典作家寫小說，大開大闔，興到筆到，不甚理會內在理路。本回書中，作者剛描繪了一幅天堂般的人間安樂圖，轉眼就是“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中間連過渡轉折都沒有，無視關聯照應。孟獲非外國人，他們亦在孔明政府的管轄範圍內。若一邊“忻樂太平”，“鼓腹謳歌”，另一邊摩拳擦掌，動刀動槍，肯定意味著孔明的統治出了問題。
孔明南征，是替北伐掃清後患，亦即傳統的“攘外必先安內”。孟獲謀反，恰與北伐有關。益州原非富庶之地，連年戰爭加劇了它的創傷，為北伐計，孔明又不得不預儲大量戰略資源，對百姓必然意味著賦斂加重。根據一些來源可疑的說法，孟獲謀反與賦稅繁重有關。沒有人喜歡交稅，人民通常隻是把稅視為一種“必要之惡”加以忍耐，一旦賦稅加重，危機立現。美國獨立戰爭的起因，不就是反抗英王的“印花稅”嗎？所以，“南征”就是孔明以軍事高壓政策強行貫徹國家意誌，與英王喬治三世當初派往美洲的紅衫軍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