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了“四人幫”。我原來的工作單位——上海歌劇院交給我一遝材料，那是文革期間為了審查我的曆史，辦案人員走訪了和我父親有關的同誌，其中有董希白（外交部國際法研究所原所長）、邱靜山（外文出版局原局長）、夏衍、蕭三等。董希白、邱靜山留法期間和父親一起參加過“反帝大同盟”活動。根據沈頌芳告訴我的情況和董希白、邱靜山所寫有關父親的回憶材料，我才明白父親到巴黎不久，就參加了共產國際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參加了共產黨，並擔任“反帝大同盟”法國分會中國組組長，旅法支部書記。他從一個進步戲劇工作者成為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戰士。在法國三年他一直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從事華僑工人和留學生的工作。當法國共產黨每逢五一勞動節發動遊行時，他就一起參加遊行。“反帝大同盟”集會，國民黨特務經常闖進來搗亂，父親和他們時常發生麵對麵衝突，為此，父親兩三次被法國政府逮捕驅逐出境。後他又到比利時去活動，組織工人和留學生參加“反帝大同盟”。在法國和比利時他曾主編《救國時報》，主持出版“反帝大同盟”的機關刊物《反帝》，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當國民黨屠殺著名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反帝》專門為此發表宣言，對國民黨暴行表示強烈抗議。九一八事變，他還發動群眾到日本駐比利時使館遊行示威，被比利時政府逮捕驅逐出境，他又化裝回到法國活動。1933年，他最後一次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後，在法國比利時無法立足，輾轉到了蘇聯。
去蘇聯原是他的願望和目的，但他何時動身前往家裏完全不知道，隻是在離開巴黎前，他將出國時帶去的旅行箱，一批法文馬、列著作和文學戲劇方麵的書籍都寄回來了。收到這批衣物以為父親要回來了，但他沒有回來。有一天，突然有一位自稱姓陳的人來訪，帶來一封父親給母親的信，說他已經到了蘇聯，曾在黑海邊療養院養病，現在已病愈回到莫斯科，那位姓陳的同誌沒有留下名字和地址。母親對我說：“你爹爹終於到了目的地。”
1935年，沈頌芳老伯從法國歸來時告訴我們，父親到了蘇聯後曾去信巴黎約他回國時打道蘇聯看看“革命聖地”，所以他到了莫斯科車站就下了車，父親去車站接他，當天和他同住在莫斯科工人俱樂部，告訴他自己在電影廠當副導演，又在東方出版社任職，並陪他參觀了紅場和革命博物館等地。他發現父親俄語說得很流利，但表示蘇聯氣候寒冷，他的腳受凍患病，打算過一兩年就回國。因為在巴黎搞革命活動，和國民黨特務麵對麵衝突，回上海無法立足，隻能到蘇區去。沈頌芳回國後曾收到父親寄給他第三國際辦的《救國時報》。他把《救國時報》交給了當時文委領導人潘漢年。
由於國民黨的封鎖，此後家裏與父親的聯係完全中斷了，得不到父親的任何消息。母親到處托朋友打聽，但隻能聽到種種傳聞，曾說他在回國途中經新疆被盛世才殺害，又聽說他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被鎮壓。我曾多次拜訪夏衍老，向他詢問父親的信息，他告訴我：抗戰時期他在重慶時，重慶的戲劇界人士提到朱穰丞失蹤，周恩來同誌曾派人去了解，但沒有什麼結果。當時茅盾應邀去蘇聯，夏衍專門托他打聽父親的情況。但茅盾回來後說無法了解這個人在哪裏。全國解放後，1951年夏衍赴蘇聯訪問，打算親自向藝術劇場了解父親的情況。當時駐蘇聯使館文化參讚戈寶權對他說，蘇聯在衛國戰爭前搞肅反鬥爭，有不少中國人在運動中失蹤，蘇方很不願意我們向他們尋訪這些人的下落，也不願意我們打聽這一類問題，所以請夏老不要去查問。解放初我弟王光華（朱承堅，共產黨員，留蘇副博士，鐵道部電子中心原顧問，已故）被派往蘇聯留學，他向當時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詢問，請求張聞天去查詢，張聞天也說無法了解朱穰丞的情況。